几乎每一种经济政策最后都会走向反面。
首先，自由放任导致1929年大经济危机。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诡辩说，不是自由放任导致了危机，而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危机。
然而，美国总得有货币政策，人类并不可能找到一种客观的货币。真的不进行任何操作的金本位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必然导致持续通缩；而任何操作都必然是人为的。
较为客观的货币政策是盯住通胀率，让它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然而这种政策并不能防止大经济危机。因为经济危机不是过高或过低的通胀率而诱发的，尽管其发生以后，出现了通缩，但那就是“怎么应对危机”，而不是“怎么防止危机”的事了。应对危机，仅仅盯住通缩也是不行的。
然后，新政导致滞涨。
新政导致的滞涨之所以来得较晚，直到1970年代才完全体现出来，是因为罗斯福新政政策并不彻底，效果也一般。真正使美国经济从大经济危机中复苏的，不是新政政策，而是和新政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彻底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经济政策。
这也是为什么轴心国在战前低估美国，而在战争中却在生产能力方面被美国远远超过的原因。轴心国，尤其是德国，其新政政策要彻底得多，而其经济的潜力也早就体现了出来；在战争的刺激下，反而不会再有太明显的增长。
美国吃到新政的甜头，就像吸毒上瘾一样，难以割舍。到了1970、1980年代，颇有一些人指出：美国的经济一直是战时经济。
而战时经济其实就是新政政策的高级版本，这是不能太长久的。
接着，里根主义和国债，糊弄和反复。
里根主义和国债的暴涨未必有什么本质联系，没有里根主义，国债照样可以暴涨；且里根总算是办了事带来了繁荣，总比没办事不繁荣而国债照样暴涨好。
然而，里根确实没能阻止国债的暴涨。实际上，里根能扭转的东西也不是太多。里根时期美国的繁荣，乃至此后美国优势的进一步扩大，其参照物是苏联和日本的衰退。
而这两者的衰退，与其说是里根的功劳，不如说它们自己有明显问题。任何严肃的经济讨论都会承认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畸形，哪怕仅仅是对比这两个国家，也必然会得出其中至少有一个国家无法持续的结论。
里根主义有“糊弄事”的成分在内，这一点在此后的年代里，则成为了右派的基本国策。在此背景下，左翼思想再次抬头甚至居于优势，也就不奇怪了。因为左派总是元气满满地作恶，而右派总是想糊弄过去，指望着糊弄过去就能赢。
然后就是眼下了。
眼下美国的情况是积弊难返，然而，并没有太明显的危机临头。这与罗斯福、里根上台时的背景不同。
在此背景之下，川普实施减税，自然可以算是防患于未然弭乱于未萌，但风险也是很大的。罗斯福和里根只要弭平危机，就是大功一件；而川普必须带来经济繁荣，最起码的，不能碰上衰退。而后一点其实很难说，因为衰退这种事向来是周期性的，谁知道这一轮增长周期什么时候到头？
因此，减税方案一旦付诸实施，骰子也就等于是抛下去了，成败利钝在此一举。
如果美国经济如股票市场预期的那样走向繁荣，则必然能继续发展当下全球右转的趋势，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就如同当年里根、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的右转明显的改变了整个世界一样。
如果碰上衰退，恐怕就大事不好了。记住：没有哪个遇上衰退的政治家能规避对衰退的责任，不管他是否确有责任。
那么不上不下的局面呢？不上不下的可能性并不大。当下，股票市场处于高位，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撑，是很难持久的。值得欣慰的是，左翼分子津津乐道的里根股灾并没有动摇国本，它只是股灾而已。但我们也难免会担心，现在的美国经济是否还如当年那般的健康，经得起股灾的折腾。
简言之，本次税改一旦付诸实施，很可能成为决定命运的胜负手，甚至改变人类历史的走向。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