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到位于台中的亚洲大学作了一场有关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与评论写作(critical writing)的演讲，感受良多。此行除了结识了一个「同道中人」(kindred spirit)----负责大学「卓越教学计划」的张秋政教授----觉得吾道不孤之外；也对台湾以及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多了一重认识与体会。
这几年来在香港作演讲，大大小小加起来不会少过三十场，未尝有过怯场的经验。我是那类把自己当作宗教般相信的人，自信对我来说，不是「self- confidence」而是「self-belief」。可是这次来到台中，站在讲台上向二百多个亚洲大学的学生说话，却竟然有点紧张，甚至胆怯。原因不是我的准备不足----演词早在我到达台中之前一个星期已经写好----而是因为我这次要用我蹩脚的国语（普通话、华语），来读完一篇长一个小时的演词。
「林沛理不懂得说国语」，在香港的文化界是一个小小的、但广为流传的笑话。有一次导演毛俊辉看见我跟龙应台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用英语交谈，看到他的眼睛也睁大了。有一段日子，凤凰卫视老是说要访问我，但我让他们「见识」过我的国语之后，就再没接过他们邀请出镜的短信和电邮。我常常跟《亚洲週刊》的总编辑邱立本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失业，他的杂志肯定不会向我招手，因为《亚洲週刊》编採会议是以国语进行的。
因而，一收到亚洲大学的邀请，我马上提出以英语发言。坦白说，我不想将一个露锋芒的机会变成一个出洋相的场合。只是张秋政教授在电邮中三番四次对我说，若论学生的反应，用国语发言肯定会比用英文好，即使是我那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国语。我想既然如此，便慷慨就义说国语吧，反正出席的学生都会拿到我的讲稿。我的国语再差，他们也不会听到一头雾水吧。
结果当天我站在讲台上结结巴巴、战战兢兢地，把感觉上平生最长的一篇演词读完。再没有那种建基于对强势美国文化的权威和说服力深信不疑的优越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自己身为中国人，而愿意尝试以中国人的语言与其他中国人沟通的一种民族感情。那是一种说不清的既腼腆又温馨的感觉，就好像一个住惯豪华饭店的商务旅客回乡探亲，住在没有空调、卫星电视和送餐服务的祖屋里浑身不自在，却感受到几代同堂的天伦之乐。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族群的一员。
的确，较之香港人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流动、複杂和模糊，台湾人的自我意识(sense of self)无疑确实、完整和清晰得多。这种自我意识建构了台湾独特的都市风景(cityscape)和城市个性。跟香港不同，台湾没有被一种压倒一切的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所包围，甚至吞噬；它的城市发展所遵从的，也不仅是市场的规律和赚钱的逻辑。
所以在台湾生活就有这样可爱：在土味十足中，于个性(character)与怪癖(eccentricity)之间，当你正在咒骂无能与落后之际；突然会发现珍贵、艳色和奇特，使你过目不忘，甚至如获至宝；就好像百无聊赖扭开收音机，竟然听到唤起你最温柔回忆的一隻老歌。不管你把它译作「无心插柳」、「妙手偶得」、「不期而遇」还是「意外收穫」，总之在台湾，「serendipity」这个英文字，真的从字典里跳了出来，大步大步的向生活走去。
那几天我在台中的街头走著，想到香港无处不在的「广场」和「城中城」，其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方便、刺激和引诱我们购物，彷彿我们生存的意义就只在于消费。当我在台中碰上一家深得我心的店子，我那种香港人特有的焦虑又再次浮现﹕不知道那家最心爱的店子----可以是书店、餐厅、古董店或者眼镜舖----会在何时因负担不起昂贵的租金而关门大吉、然后无声无息在地平线上消失。
我不禁问自己：香港的城市个性何在？它千篇一律的城市面貌又离丑陋有多远？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台中一行却令我领悟到，香港的摩天大楼林立，那种要与天比高的心态，除了符合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铁律之外，还源于一种因地理位置优越、长期免于重大天灾而生的对大自然的不敬(hubris)。
一九九九年九月台湾发生大地震，史称「九二一大地震」。由于台中县为主震央区域，因而灾情特别严重。时至今日，地震破坏的遗蹟仍随处可见。此劫对于当地人是一次大自然的训话，因此也是一场令他们学会谦卑的经验(humiliating experience)。大自然既然开了腔，他们也就努力去汲取当中的教训：九二一地震博物馆固然是台中县一个重要的地标和观光点，台中建筑物的「适可而止」，与香港建筑物的「适得其反」也大异其趣。至于台中人说到天气与大自然时所表现的谦逊和知命，跟香港人把城市的人工化环境当作大自然的傲慢和无知，也实在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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