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世界上出现商业和国家后，举凡前者壮大至一定规模，则必与后者相互纠缠，几千年来的政经发展史证明这大概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
马云与马化腾参加互联网大会（图源：VCG）
及至近代以来意识形态分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尽管各自壁垒森严，但商人和政治的共存逻辑仍然保持基本一致，两者依旧在各种层面密切捆绑。当然，各自的表现形态和相处模式有很大差别，不过这无碍其遵循共同的历史规律。
有分析人士将二者间的关系直观概括：通常情况下，政治的良好运行，必然要求资本的帮助与充实；而资本的不受侵犯的增长，也必然寻求政治的庇佑和便利。它们天然有内在的相互需求的本质联系。
具体到中国，则更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样本。
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其不必被美国式的政治献金所绑架，即便是产业寡头，也不可能对中国政治起到方向性的影响。巨量的国家掌握的命脉性企业足以支持政府做长久规划，而不必为商人集团的利益诉求所左右。
但相同的是，中国的商人也在用另一种方式热切地拥抱政治，以求反哺自身发展。随着中共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私有制经济逐步发展，商人阶层已逐渐成长为最重要的一股社会力量。时至今日，各行业的最顶尖大佬们，已经隐隐然形成风貌不一的能量辐射圈，他们对参与公共事务颇为积极，渴望能实现与政治的热络互动。
尤其在互联网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中，此类现象最为显著。一者其实力胜于其他行业，再者他们分别代表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支柱产业，也许促使产生了更强的使命感。
马云、王健林、马化腾、李彦宏、许家印、刘强东……这些在中国耳熟能详的商界大佬们，似乎越来越将政治当做一门必修课，如何讲政治，什么才是讲政治，已经成为企业家竞相研究的课题。这其中当然有政治氛围愈发浓重的因素，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企业家们的内在基因。
从中共十八大至今，中国进入一个特色鲜明的政治周期，在数轮政治潮向中，企业家们做出许多“讲政治”的摸索，但其中却既有成功之处，也有折戟失败，这其中的逻辑在哪里，中国商人寻求和政治良性共存的方向又在哪里。
先举例来看。成功者如刘强东担任村支书、大谈共产主义和国有化；马云在历次互联网大会呼吁扛起社会责任、启动脱贫公益；王健林在中西部的大量投资；马化腾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提议；李彦宏推动百度进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发、许家印成立扶贫办……桩桩件件，无不赢得社会赞誉，自然也不乏来自官方的认同。
但也还是他们，频频踩到红线，成为管控乃至打击的重点。如王健林大局海外收购产业引发的一连串政府监管；许家印旗下的恒大人寿保险遭严厉管控；马云力推的现金贷等，被当做金融乱象的源头之一，频遭批评……
受赏也是他，受罚也是他，其中的尺度究竟该如何把握，是如履薄冰好还是积极主动好？
有一些观点将企业家当做个体看待，试图从其个人受到的陟罚臧否做宏观判断。这是错误的，极易因偶然因素导致结论动摇——马云风光时被捧为业界标杆，如今因某些事件仿佛又摇摇欲坠。这样不合理的前后矛盾已足见类似逻辑的脆弱。
一个更有普适性的分析是，中国商人群体和政治的关系从来都是处在摸索中的，他们会随着政治周期的迭代而脉动，这中间不免碰壁，但没关系。
对于企业的政治红线，中共的标准仍然是对事不对人，有具体错误就惩罚具体错误，该欢迎扶持还是欢迎扶持。前段时间王健林因被监管海外投资登上各大版面，遭限制出境的消息在互联网上比比皆是，但带甘肃投资建设万达城，还是受到省委书记林铎和省长唐仁健的接见。
而那些踩到“底线”的，如肖建华、吴小晖、郭文贵等人，则不在此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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