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市场和舆论对特朗普减税政策一片乐观，对于减税前景也颇为期待。结合前三次美国减税政策的经验，特朗普减税的政策效果，还需要观察三方面指标的变化与前景。
首先是财政赤字可能出现急剧扩张。理论上，“拉弗曲线”为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进而提高税收收入提供了完美的逻辑链条，但在实践中，拉弗曲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始无终”。特别是，本次特朗普税改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35%降至20%，15%减税幅度高于里根时期的减税幅度（48%降至 34%，降税14%），大幅降低企业税率势必导致企业税收收入短期内大幅下降。与此同时，2016年美国财政赤字为 5873亿美元，是里根时期的 8倍（GDP仅为2.5倍），且美联储未来将处于加息通道，政府债务成本将可能进一步上升。因此，特朗普减税政策一旦落地，短期内或可进一步促进美国就业增长、经济温和复苏，但最终成效关键在于其对联邦财政赤字的控制。
其次是减税并不必然提升美国长期增长增速。减税政策短期可刺激消费和投资，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但过去三次减税助推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弱。从历史经验看，仅里根时期的减税有效刺激了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也仅有里根时期拉弗曲线产生了预期效果，其根源在于里根不但实行了减税，还实行了一系列税制改革。但是，在小布什、奥巴马和此次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中，涉及全面税制改革的内容较少。
与此同时，减税对于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弱，背后的逻辑链条可能如下：一方面，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税负，可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及企业税后利润，从而刺激消费和投资；另一方面，减税的经济刺激作用有一定时滞，短期内可能导致政府税收收入下降，财政赤字扩大，联邦政府通过发行公共债券为赤字融资，从而引导市场利率走高，抑制消费和投资。
前者为减税的经济刺激效应，后者为减税的经济下拉效应。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减税成效显著，典型如里根时期，当后者大于前者，减税成效甚微，典型如小布什时期（见下图）。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还面临美联储加息和市场利率走高的压力，这必然会进一步削弱减税的经济刺激效应。
最后，减税与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没有必然联系。劳动生产率提升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源泉，美国经济也不例外。有意思的是，过去三次减税政策周期中，里根时期劳动生产率年均增幅为2.27%，而小布什和奥巴马减税政策效应期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幅仅为1.72%和0.7%，减税对劳动生产率改善的效应不断减弱。相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后6年，美国并没有实行减税政策，但却是近40年来美国劳动生产率改善最快的时期，年均劳动生产率增幅达3.02%，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实现联邦财政盈余的年份。可见，减税与劳动生产率改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或者说在过去三次减税周期中，减税对劳动生产率改善的作用越来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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