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人很难否认，中国互联网上的舆论领袖正在成为弱势群体。
在中国，自从互联网渐趋普及，民间舆论领袖的发展经历数个阶段，从博客的鼎盛到微博的崛起，再到自媒体的无孔不入，各个阶段均有其显著特色，自期间孕育而生的舆论领袖也形形色色，样式不一。但从时间维度纵向来看，早至引起大讨论的韩三篇，近到每有言行辄遭反转的崔永元，再到民间左派的青年代表周小平，舆论领袖的能量、影响力、公信力、议题设置能力等，均已进入一个逐渐萎缩的通道。
或许是时代的偶然，在2012年前后，以社交为“主旋律”的中国互联网得到了一次蓬勃的发展，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产品观念的更迭（如微博的出现），加上中国政治、社会事件的层出不穷（例如薄熙来、汪洋的“蛋糕轮”，2011年甬台温铁路列车追尾事故），中国网民们感觉突然进入了一个人人掌握“麦克风”的时代，更是在其中产生出一批所谓“舆论领袖”，例如韩寒，例如崔永元，例如周小平。
在写完“韩三篇”后，韩寒转身进入娱乐圈（图源：VCG）
中国青年作家韩寒于2011年12月23日、24日、26日发表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一度引发互联网时代的狂欢，三篇文章中，韩寒指出了这个国家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阶层诉求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看似永恒正义的词语诸如“自由”“民主”在不同人理念中的鸿沟。他还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表达他对国民素质的悲观，诸如“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以及“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而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自此，“公知”正式成为中国舆论场上活跃的群体。宣传“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普世价值”成为当时民间舆论场的主流。
随后又接连发生方舟子与崔永元在转基因问题上的论战，中医存费之争，“蛋糕轮”即中国发展发现之辩，再到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接受公审，济南中院微博直播，引发全民关注……在很多西方人眼中，技术进步将带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开放。
但是就如同我们在这几年所看到的，随着中共中央权威的不断将强，“管好互联网这个阵地”成为过去几年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曾经所谓的“舆论领袖”或者“意见领袖”做了鸟兽散，韩寒开始拍电影，方舟子也没有了声音，甚至崔永元都开始去办电商。
当时，作为一个政府，中共并非想将互联网变成一个“静悄悄”的地方，2014年10月15日，中国民间人士，以“自干五”自居的周小平和花千芳以网络作家身份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次日新华社专门刊发外电报道的报纸《参考消息》甚至以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周小平的多篇作品。而后，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网、《解放军报》以及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多份中国主流媒体都刊登了有关周小平的采访、评论以及社论。
这可以看做体制内的力量，想通过主流媒体重新塑造、包装出一个“舆论领袖”的想法。这个“领袖”要年轻，贴近年轻群体，但是不能出自体制内，同时需要对政府有发自内心的拥护，周小平似乎要被赋予这个“重任”。
但是，网民不买账。
尤其是周小平曾在2013年8月26日的博文《谣害天下，无人忏悔》中写道：“薛蛮子为净水器促销，诋毁中国水质有毒，造成舟山带鱼养殖场滞销，当地无数养殖农户面临破产，罪大恶极，谁来追究？”然而带鱼属于深海鱼，皆为人工捕捞，目前无人工养殖，因此广大网友在查证后给周小平取了一个“周带鱼”的绰号。
这个绰号的背后，是网民对周小平一类新“舆论领袖”为了“政治正确”而随意扭曲事实的嘲讽。
“韩寒们”不被政府接纳，“周小平”不被网民接纳，从那之后，中国舆论场进入了没有“意见领袖”的时代。
坦率讲，这种“无领袖”状态并非一个好事，在一个健康的舆论场中，一定是“四元”的，包含政府、民间、意见领袖和媒体四种舆论力量。其中意见领袖和媒体（需要强调，在没有互联网时，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角色通常是合并在一起的）又起到了一个折中，缓冲的作用。
当一项公共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和民众通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博弈的过程中，意见领袖和媒体在中间就能够起到缓冲作用。意见领袖可以将政府或者民众的观点，用更加清晰的阐述在舆论场中上传下达，媒体也能够通过扎实的报道，来印证或驳斥政府与民众的“不理性意见”。在传播中，他们是扮演了社会的“看门狗”与航船上的“瞭望者”的角色。
但是随着媒体的式微，舆论意见领袖的枯萎，政府和民意中间没有了缓冲地带，二者直接对冲的结果就是“塔西佗陷阱”，政府所言民众不信，民众反馈政府漠视。
给舆论一点空间，让“意见领袖”说说话，天塌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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