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低通胀和货币政策收缩成为关注焦点。一方面，低通胀和通缩很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两大引擎正几乎同步进入金融收缩周期。一定程度可以说，经济低迷本质是经济发展新动能匮乏，这也将进一步加剧低通胀和货币政策收缩。中国已经明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新时代发展关键抓手在于找到和做大做强新动能。
一、天量货币与低通胀共存下寻求突破
全球央行放水接近一个历史阶段性高点。自从2008年年底实施量化宽松（QE）以来，美联储为增加流动性向市场大量注水，资产负债表从8000亿美元扩张至如今的4.5万亿美元，增加了4倍多，创近百年新高；截止到2017年10月末，中国货币M2存量近165万亿人民币。德银研报显示，近8年全球央行通过每年的资产购买向金融体系注入了创纪录的2.5万亿美元流动性。与全球天量货币存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全球悄然步入低通胀时代，无论是经济产出还是就业数据的好转，都无法扭转通胀低迷的局面。
世界四大经济体正在遭遇周期性需求和投资机会匮乏。2016年6月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一直维持在6%以上，近四个月更是保持在6.5%以上的较高增速，但CPI保持温和，同比增长1.5%，涨幅较去年同期回落0.38个百分点；美国虽然就业大超预期，但6月时薪环比0.2%，已是连续第3个月不及预期，且前值由2.5%下修为2.4%；日本5月工业产出延续了4月的优异表现，同比增长6.8%，但CPI维持低位，同比仅增0.4%；欧元区5月失业率下降至9.3%，创8年来新低，但通胀仅1.3%，不及2%的政策目标。总的来看，造成全球低通胀的因素多是结构性的，很可能属于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个自然过程，甚至有些因素对通胀的负面影响是长期且难以逆转的。因此，预计全球通胀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位。值得警惕的是，低通胀可能对工资和价格制定造成二次影响，造成通缩的螺旋变化，而通缩预期将缩减和延迟投资、消费。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成为新时代中国三大攻坚战之一。‘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中国已经高度重视解决165万亿人民币存量下金融风险问题，并重点推进金融机构去杠杆。2013年以来，金融领域筑牢市场准入、早期干预和处置退出三道防线，把好风险防控这道关，改革对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行为的金融监管，健全金融风险责任担当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去杠杆。2017年初确定了11%的货币供应量，已经较往年降低，再考虑到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和金融去杠杆的持续，可以说货币宽松不再，资金套利的空间在压缩，低息环境下利用高杠杆博取高收益的机会不再。银监会于2017年11月21日向广发银行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7.22亿元。同时，地方债务方面，“疏堵结合”，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制度，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的查处和问责力度等等。217年11月，分别出台了《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和《关于加强中央企业PPP业务风险管控的通知》，预示着三年来国家大力推广PPP投资进入收缩阶段。据明树数据统计，截止2017年11月25日，中央企业牵头参与的PPP项目个数1062个，占总成交项目数的35%，金额达5.7万亿元，占总成交数的59%。可见，三驾马车之投资部分将进入一个稳步发展期，不排除随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际需要而进入萎缩阶段。
中国出口“天花板” 或已显现。中国出口与199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有其相似之处，即稳定的贸易顺差、 本币升值压力（人民币是较长时期贬值后的“逆转”）、及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趋于历史阶段高点。德日两国在二战后依赖出口，经济发展尤为迅猛。日本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在1986年达到9.86%高点之后开始回落， 德国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在1990年达到12.1%的高点之后开始回落。 2015年中国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达到历史新高13.8%，但2016年出口份额下降至13.2%。特朗普贸易保护政策一旦全面启动，对中国出口影响巨大。总量上看，2016年美国在商品贸易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47%，而排名第二、第三的日本、德国，该占比分别为9.4%、8.9%；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美商品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总额的47%。其中电子、服装和生活办公用品分别占美国这三类商品进口总量41%、41%和32%。有研究表明，中美开打贸易战可能性不大，但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在特定时期、特定领域，可能出现有限的、小规模的贸易战。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中国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化，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呈现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端制造和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升级的趋势，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成为外贸新的增长点等。但是从短期看，这些增量无论从规模还是结构都无法明显构成中国出口的新增长极。此外，从国内政策环境观察，2017年4月开始我国环保政策趋严，环保取代供给侧改革驱动部分行业产能收缩，进而造成部分行业供给能力不足，拉低出口增速。因此，三驾马车之出口部分将进入一个相对小幅波动阶段，不排除随着中美贸易战而进入萎缩阶段。
可见，天量货币与低通胀共存下唯有消费或可担当新时代经济发展火车头大任。
二、激发消费新动能需构建三大资本交易竞争格局
消费和创新将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两大不可或缺引擎，而消费则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除政府、金融机构外，中国消费群体主要包括企业和家庭两大类，它们是拉动经济消费的主力。一定程度上说，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水平决定着中国中产阶层收入提高的数额和进程。一方面，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截止到2017年三季度末，全国工商注册的中小企业总量超过42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比例为99%以上。另一方面，中国中产阶层消费潜力巨大。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而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那么，再过十年我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48%以上，到时候中国人近半成为中产阶层。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指出，随着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增加，中国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建造100个伟大的城市以此来满足这一人群的需要。而这一建设要花费一代人的时间。而最终也将导致中国最后一个“新的工业国家”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而这正是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所走的路子。而在未来25年内，中国的收入在这一进程中将会5次翻倍。因此，新时代找到和做大做强新动能，当务之急就是要培育数量个规模巨大的中小企业和中产阶层消费能力。
中国中产阶层消费持续增长的势头孕育着新时代动能。据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2016全球财富报告》，中国家庭现在大概有160万亿元的财富资产，其中57%是不动产，43%是金融资产，巨大的财富资产沉睡在中产群体中。而据统计，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中约有8万个成熟的小区，聚集了7200万人口，成为中国高收入人群的聚集地。同时，中国的科技创新活力正日益凸显。正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所说，中国最大的吸引力是人才的质量。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中国创新指数测算结果显示，2016年中国创新指数为181.2，比上年增长5.7%，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中国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超过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数据还显示，2016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为15676.7亿元，同比增长10.6%，重回10%以上的增速；研发经费投入与GDP之比为2.11%，同比提高0.05个百分点，增幅为近3年来最高。需要强调的是，中产阶层大多分布中国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发展成败决定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培育是否成功。
培育消费新动能关键在于定向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近3年来强者愈强，大企业、大资本的投资融资和获得政府政策资源的能力显著增强，而中小企业投资者面临增量融资难、利润增加难等多重压力。我国大型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近年来有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资产结构重货币化，即银行存款等货币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上升。据统计，2012年至2014年间，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中资产规模前100位非金融类企业持有的货币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的均值分别为15%、13%、13%， 44家企业连续三年持续超过10%，其中又有23家企业货币资产比重的三年均值超过了20%，即企业的总资产中有五分之一是现金、银行存款等货币资产。同时，部分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导致大量募集资金处于闲置状态。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8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今年以来，共有1088家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较去年同期的778家同比增长40%；理财规模达1.06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的7182.97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认购金额百亿以上的公司达7家，去年仅为4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正日益突出。据2017年8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了《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从所有制情况看，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国有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融资规模大，融资成本低；而民营企业处于劣势地位。在样本企业中，2014-2016年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分别为6.13%、5.91%和5.26%，而民营企业则为7.65%、7.41%和6.79%。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小微型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低于中型企业。2014-2016年，大型企业银贷加权平均利率在6.36%-6.92%之间，小型企业在6.34%-7.20%之间，微型企业则在6.0%-6.73%之间，而中型企业在6.81%-7.58%之间，明显高于大型企业和小微企业。
让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深度对接近165万亿存量资金流动。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直接原因之一是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尽管有天量货币存量，但首先被金融机构独占大部分资源。金融机构可以依赖特许经营权，构建庞大的低成本资金链，甚至包括部分体制性的力量。我国金融体系存在4个主要资金流动环节与价格：第一层央行作为货币总经销商，对各大金融机构提供借款，这里体现明显便宜的资金“出厂价”；第二层各大金融机构对中小金融机构之间的借款，这里体现较为便宜的资金“分销价”；第三层是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借款，这里体现较为显贵的资金“零售价”；第四层是民间借款利率，这就是利率很贵的高利贷。实践中，中小企业取得资金主要来自第三、第四层。杠杆收购、债市违约、票据风波……一段时间以来，不少热点金融事件背后都有银行资金的影子。近年来，金融体系资金内部 “虚投空转”趋势日严重。相比传统的信贷资金，这些钱通过在不同金融市场 、不同机构之间穿梭，有的是进入了债市、股市等其他市场，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有的虽然流向了企业，但企业并未投资于实业；还有的是通过信托等形式，进入了房地产市场。资金“空转”，不仅会放大金融市场风险，也会因为拉长了资金流转链条，抬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站在新时代，那种对原有金融体系特别是货币释放格局进行修修补补显然不能满足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
构建京沪深相互竞争的三大资本交易中心。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多次表示，将持续推进改革，扩大开放，推进法制化建设，尽早建成富有国际竞争力和中国特色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建立健全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据《证券日报》统计，截至10月20日，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已经达到3409家、新三板已有11617家挂牌企业、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企业已超2万家，三大层次企业数量共计超过3.5万家。可见，多层次资本市场迈入新阶段，扩容与互联互通成主旋律首先，而以新三板为载体建立北京股市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形成中国资本市场京沪深三足鼎立的良性竞争格局成为可能。
首先，北京是全球金融资源汇聚的全国性高地。2016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北京排名较去年上升3位，位列第26位，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CFCI）北京排名与去年持平，列第2位。此外,北京金融资源存量异常丰厚：一是资产规模全国第一。截至2016年末，北京金融业资产总计约128万亿元，占全国金融资产总额的45% 二是法人金融机构数量全国第一。拥有“一行三会”审批的法人金融机构总部近700家。三是上市公司总股本和总市值全国第一。截至2017年9月末，北京共有A股上市公司303家，总市值13.7万亿，占全国24.65% 四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全国第一。2016年末，北京地区保险深度7.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保险密度8467.8元/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8倍新；2016年末，三板挂牌公司1479家，四板累计服务中小微企业4199家。此外，优质金融资源加速聚集北京。2016年，共有26家法人金融机构落户北京。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之后，作为又一新设的国际金融组织，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总部选址北京；全球最大的信用卡组织VISA在京设立中国总部；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网联）落户北京；中关村银行作为北京首家民营银行正式获得批筹，百信银行作为首家互联网直销银行落户北京；人保养老、北京人寿等17家保险及保险中介法人机构获批，联通集团财务公司、京粮集团财务公司、新华联财务公司相继开业；国家级政策性担保公司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公司在京设立；保险产业园加快建设，已有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18家机构入驻。因此，北京需要一个全球性资本交易所来与全球金融资源汇聚的全国性高地相匹配。
其次，建设北交所能够切实发挥金融业对北京建设“四个中心”、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支撑引领作用。根据北京科技协作中心“2016年中国黑科技百强名单”评选结果，北京创新技术占八成 95%拥有自有专利 ；根据CB Insights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5月底，全球独角兽企业达到200家，总估值达6890.2亿美元。其中，中国以49家独角兽企业位居全球第二，中关村企业占中国上榜企业的半壁江山达25家，其中13家在海淀。截止到2017年10月31日，新三板共有11619家挂牌企业。北京有1620家，占比13.9%。2017年2月，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监管工作会议上谈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时指出，对于新三板挂牌企业还需优化分层的制度和办法，新三板既要有苗圃功能，又要发挥土壤功能。让一批创新能力强、诚实守信、市场前景好的企业，“能够转板的就转板，不愿意转板的就在新三板里面绽放”，这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又一道风景线。可见，在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建设北交所将成为北京经济结构向高端迈进的关键一环。
最后，构建北交所或是战略新兴板块计划被搁置后的新备胎。沪深股市公司只上不退一直被广为诟病。2016年12月9日，A股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时代：上市公司总数突破3000家，A股总市值超过52万亿元，居全球第二位；据不完全统计，自2001年水仙电器被终止上市、成为第一家退市公司以来，沪深两市至今共有近50家公司退市。按退市数据计算，平均每年仅“送走”1.9家公司。与上市的“繁荣”程度相比，退市比例明显偏低。世界交易所联盟网站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间，美国股市上市公司的数量不增反降，从1995年的8155家下滑到6025家；10年间退市的公司数量为9273家，超过期间上市公司存量。尽管金融市场改革稳步推进，但关于退市的旧有利益格局和历史问题在沪深股市仍短期看不到明显解决希望。对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来说，也需要构建京沪深三足鼎立资本交易中心，激发全国资本的流动性和竞争活力。因此，北交所或能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退市制度探索出一条新路。
当然，解决资金空转问题，不是简单地让钱全部流入实体经济，最根本的是要搞好中小企业，让银行能找准适合投资行业中的优秀中小企业。总之，培育消费新动能必须使金融创新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其载体在于培育新经济的增长空间和新业态。
三、开辟消费新动能的三大层级空间
消费新动能需要对应供给新载体。中国新经济在新产业、新平台、新模式、新业态等方面勃勃生机：最近10年，发展最快、增长最快的是互联网行业，市场平均增长幅度达到了41.6%；截至2017年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51 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99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较2016 年底提升了1.1 个百分点。此外，新兴工业、健康产业、消费升级板块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可见，中国已经具备开辟消费新空间的基础和能力。站在新时代的起点，可以从和数级、乘数级和指数级三个空间维度构建供给新载体：
和数级空间主要是呈现横向覆盖或替代的新供给，如芯片、智能硬件和人工智能等。近年来，全球科技巨头陆续发布人工智能芯片，抢占下一代科技制高点。2016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依然高达2271亿美元，连续4年进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与原油并列最大进口产品。与此同时，集成电路出口金额为613.8亿美元，贸易逆差1657亿美元。目前中国处于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之中，芯片是中国未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国产芯片处于国家战略地位。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IC Insights 调查数据，2016 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约 3,600 亿美元。最新的前 20 家企业排名中，美国有 8 家半导体厂入榜，日本、欧洲与台湾各有 3家 ，南韩与新加坡则分别各有两家及一家企业挤进榜单；中国则仍没有一家企业上榜。作为全球半导体产品消费大国，中国大多依赖进口，表明我国集成电路国产化蕴含巨大机会。目前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已进入重大调整变革期，人工智能是大势所趋，AI芯片将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而国内相关公司正通过AI芯片助力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崛起。《中国制造2025》要优先发展两个核心基础产业，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要重点突出软件、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云计算、大数据、虚拟显示、绿色计算、人工智能与智能硬件等战略性、先导性产业；而新材料产业要着力突破一批重点应用领域急需的先进钢铁材料、石化材料等先进基础材料。根据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推进纲要》规划，到2030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企业进入国际第一梯队，实现跨越发展。2017年1月6日，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发表了《确保美国在半导体领域长期领导地位》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芯片业已经对美国相关企业和国家按照造成严重威胁，虽然目前中国芯片产业仍然落后，但有机会通过产业政策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再通过更低的价格取而代之。可见，新时代中国制造将在以芯片、智能硬件和人工智能为代表提供和数级供给增长空间。
乘数级空间主要是呈现不同领域和线上线下打通与融合的新供给，如军民融合、跨境电商、新零售等。从不同领域融合发展看，例如，军民融合将降低“民参军”门槛、破除“军转民”障碍、打通军民资源共享通道。目前，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主要企业里，民口企业已占2/3以上，优势民营企业占比近一半；“民参军”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也不断提升，层级已经由一般配套产品向总体和分系统提升；3000多项国防科技工业的重大试验设备和设施分三批向社会发布，一大批军民技术和产品实现双向互动，重大工程实现新突破如嫦娥三号、北斗三号、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大飞机C919等。可见，以“战略新兴”产业为核心，军民融合正改变中国工业新格局。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看，例如，跨境电商是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业态，也是形成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窗口。艾瑞咨询、中投顾问等第三方机构预测，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大背景下，2017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将突破7万亿，2018年达到8.8万亿元，2020年则有望达到12万亿。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将保持在年均20%左右的高增长水平。此外，中投顾问还预测，到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将达到37.6%，会成为我国外贸名副其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言之，随着诸如军民融合、跨境电商、新零售等不同领域和线上线下打通与融合，中国消费动能将呈现乘数级增长与深化。
指数级空间主要是以某项关键性技术突破带来的新供给，如5G技术、可燃冰技术等。“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英文简称，其峰值理论传输速度可达每秒数十Gb，比4G网络的传输速度快数百倍。5G网络一旦商用，将为车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打开巨大应用空间。高通在2017年年初发布的最新报告预测，到2035年5G将在全球创造12.3万亿美元经济产出，全球5G价值链将创造3.5万亿美元产出，同时创造2200万个工作岗位。5G价值链平均每年将投入2000亿美元，这将支持全球GDP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预计从2020年至2035年间，5G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将相当于与印度同等规模的经济体。我国在5G领域具有一定优势，同时也在积极推进5G产业发展。2017年，中国电信已在雄安、深圳、上海、苏州、成都、兰州等六个城市全部开通5G试点；2017年3月份，中国移动先后在上海、广州、苏州、宁波、北京5个城市展开外场试验，2019年实现预商用，2020年实现规模商用；中国联通在2018年进行5G试商用试验，2019年进行试商用，预计2020年进行正式商用。可见，5G网络商用后，或将带动中国车联网、物联网、无人机、云计算等应用抢占新一轮世界经济科技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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