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一年，就中共反腐而言，原中共军委联参部参谋长房峰辉、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等“大老虎”落马，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注。但是，在习近平推进常态化和制度性反腐的态势下，这种反腐成果对于西方来说不再是“惊喜”。中共十九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西方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谁”会辅政习近平，助推下一阶段的改革。
西方一直以来都在关注王岐山政治生涯的下一站（图源：Reuters）
从12月26日至2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彭博社、《卫报》和《金融时报》等媒体再次聚焦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年来的政绩以及2018年可能的执政举措。但它们都把焦点都放在了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或挑战，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如何推进改革、搞好经济，满足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可能挑战。
它们普遍提到，习近平成为了“党的核心”，成为自毛泽东和邓小平以来最强势的中共领导人，
接下来如何发挥手中掌握的“权力”至关重要。
彭博社12月27日认为，2018年中国依然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习近平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满足中产阶级利益，尤其是解决空气污染、教育公平以及网络审查等方面的问题。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教授布朗（kerry Brown）认为，胡锦涛时期的一些挑战依然存在，尤其是政府管理、金融领域改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中国民众如何参政议政等，都需要中国开展根本性的改革。习近平一定程度上发挥“稳定器”作用，体现责任担当，并呈现可预测性，这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根本区别。
对于这类西方关注的“中国问题”，两位中共人物受关注度最高。一位是前中共纪委书记王岐山，另一位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新晋常委汪洋。
从十九大前主持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到十九大后出席第14届“财富全球论坛”并发表演讲，再到最近在北京参加第十次中国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并讲话，汪洋在西方舆论中的“热度”一直没有下降。虽然外界普遍认为，依照目前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汪洋位列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之后，很大可能出任政协主席一职。但未来的常委分工依然存在很多变数，毕竟习近平上任以来已经打破了多个官场的旧规矩。
西方舆论对汪洋未来会掌何职，依然存在疑问，尚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有时甚至容易和另两位中共新晋常委栗战书和韩正的角色定位“相混淆”。
从2015年被舆论热议筹备访美商讨“抓逃擒贪”，到十九大前会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再到十九大后提出会晤白宫前战略师班农（Steve Bannon），都可以看出王岐山不太可能彻底“退休”。各种舆论均认为，凭借王岐山在美国商界和政界积累的人脉，以及他在经贸领域的专长，他完全可以在未来以某种角色助力习近平政府。
《华盛顿邮报》12月27日一篇报道引述商界和政界人士的话称，特朗普会在2018年1月底宣布针对北京的具体贸易制裁举措，主要围绕中国对美倾销的商品（比如太阳能电池板），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以及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也不排除特朗普出手，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西方目前这种声音很多，认为中美在2018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非常高，特朗普很难平衡好朝鲜核问题和中美贸易问题之间的关系。在12月8日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也明确将中国定性为“战略对手”，并称美国在贸易领域不再对各种违规、欺骗和经济掠夺熟视无睹。
面对特朗普执政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破常规的行为，除了外交体系的“传统力量”外，习近平更需要一位专门负责灵活应对中美棘手议题的“亲信”。 这就如同白宫国安顾问角色一职，职权和作用完全取决于总统的授权。对特朗普政府而言，也希望有一位能够与习近平近距离接触的人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整体上，只要紧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巩固权势”的主线，西方对王岐山和汪洋等人未来角色定位的预判都不会偏离太多。西方聚焦王岐山和汪洋未来角色，更多地是和中国内政外交联系起来，而非习惯性地局限于权斗的歧视性视角。这算是西方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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