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画展上，笔者与一位台湾作家谈起中国历史人物，结果两人崇拜的偶像竟然都是苏东坡。理由是：苏东坡被贬徐州时，他带领百姓抗洪救灾；被贬杭州时，他治理西湖；被贬惠州时，当地一时病毒蔓延，他立即推动种药修桥，还为我们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被贬海南，在人生最低谷，他还不忘帮助百姓革除陋习，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并招收学生培养人才。由于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苏东坡吃尽苦头，但他无怨无悔、不计前嫌，两位巨人最后相逢一笑，泯却恩仇。跟这样的人做同胞，何等自豪！
正当我得意之际，作家突然话锋一转：你们这一代大陆中国人只有现代消费意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你们每年四千五百万人出国，你们从世界学到了什麽，你们从历史中吸收了什麽？为什麽没有一群人站出来推动变革？你们只知道埋怨体制，谴责黑心企业。可是，你们自己有具体的公民行动吗？鲁迅解剖别人的同时，更严格地解剖自己；胡适更是刚柔并济，既宣导民主自由，也能跟蒋介石沟通交流。你们只知道摇头歎气，有没有反省过自己？我一时哑口无言。
我沉思良久：我们谴责三鹿毒奶时义愤填膺，可是自己去超市採购时，却从未关注过奶品的包装、成分、出厂期、保质期。我们对王海打假行为袖手旁观，未曾给予一点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援助。我们关心孩子的功课成绩，却从不留心校舍的安全和周边的治安。我们看着自己的孩子课外书堆积如山，却从未想过将多馀的书籍送给贫困地区的中小学老师，让乡村孩子们也享受一点爱的启蒙。我眼睁睁地看着打工妹冒着寒风连续排队两个通宵买不上火车票，却不敢呼吁铁路民营化。我们抱怨家乡的河流污染严重，自己却宁愿斯文扫地冲进超市去抢购纯淨水，也不愿尝试去与政府和企业进行沟通。
大陆知识份子儘管也掌握了一些话语权，但与普通公民相比，其实并不具备更高的公民素养，更不瞭解沟通的方法和意义。所谓公共生活无非是为公民、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提供一个对话交流的平台而已。正是因为缺少沟通平台，导致社会纠错机制坏死，公众与政府之间互相猜疑，甚至互相防备。
大陆未来的改革有几种选择，一种是全靠政治手段，凡事泛政治化，将一切问题都推给体制，公众越来越不能宽恕执政者，而执政者不敢推动政治改革，双方最后水火不容、鱼死网破，导致国家陷入溷乱。另一种选择是：执政者与公众适当妥协，互相体谅，比如先争取自由暂缓民主，先开放报禁不开党禁，以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此过程中逐步唤醒国人的权利意识，循序渐进推动公民社会。
通过毒奶事件人们发现半官方的奶业协会形同虚设。当政府拿起「社会责任感」的大棒，千篇一律禁止食品涨价却不提任何配套政策时，它也随声附和，对原料上涨和奶农的困境漠不关心，对行业内普遍弄虚作假的现象更是视而不见。儘管铁路、电信、电力、医疗等垄断行业招致天怨人怒，可是垄断依旧铁板一块，民营化遥遥无期。半官方的消费者协会根本无法保障消费者权益。知识份子是否可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联合民间专业人士和民营企业，出面组建一些山寨版的行业协会和民间消费者协会，或者协助王海在各地扩建打假分公司？
理性中道的民间组织只会减轻政府负担，化解各种风险，促进社会和谐。厦门PX污染专桉的成功停建，就是一群公共知识份子与当地民众和政府积极沟通的结果。
重庆市计程车司机罢工事件后，市委书记薄熙来立即邀请司机代表对话，鼓励建立司机工会，对话现场全程通过电视直播。新一代的领导人开始从制度层面正视问题。过分的悲观其实只是懒惰的藉口。
笔者希望知识份子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也应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无论是推动铁路民营化、基层独立候选人直选人大代表，还是废除高考招生户籍歧视制度，大陆新一代的知识份子都有极大的挥洒空间。公民行动是为了带动变革风潮、减轻政府负担、推动社会和谐，不是为了使社会走向分裂，更不是为了将执政者逼进牆角。因此知识份子也应设身处地为执政者着想。公民运动需要传播大爱，必须扬弃任何暴力、仇恨和敌意。急剧转型的大陆需要沟通，更需要妥协和宽恕。民主不可能一步登天，需要从一点一滴开始唤醒国人的公民意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大陆不需要居高临下的救世主，但需要能伸能屈的苏东坡和胸怀大爱的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二十一世纪了，大陆知识份子不应停留在愤青和怨妇的层次，而应从先贤的经验中汲取爱与智慧。明哲保身或者愤世嫉俗都无济于事。每个中国人的命运和尊严都与这片土地荣辱与共、休戚相关。
作者阮永松，安徽人，上海某企业总经理。简介表示，他出身贫寒，怜悯苍生，多次撰文爲大陆的文明法治和台海和平呼吁，期待有一天开放观光后能亲自踏上美丽的宝岛，观赏日月潭和阿里山，亲身感受台湾人民的进步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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