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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2017 民主遇到历史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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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主曾有一个亲切的称呼,叫作“德先生”。称之为先生,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人要向这位来自西方的“先生”学习好多东西。100年后的2017年,“他”忽然出现了好多问题,全世界都在重新审视。那么,德先生还是中国人那个需要“仰慕”的对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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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民主与现代化转型

“历史的终结”或许是上个世纪末的人类对“民主”最重要的结论。当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略显“高傲”的提出“历史终结论”,称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时,他经历和看到的是共产主义阵营全面的崩溃及苏维埃式民主的瓦解。而这历史阶段同样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提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最高潮。

在这波高潮中,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及对西方民主的系统认识重新开始。历史轮回,“德先生”再次在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了热潮,民主也“恰如其分”的与中共提出的现代化转型挂钩,可以说直接动摇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作为当时中国和中共的隐形领袖,邓小平必须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和维护中共执政地位间做出取舍和平衡。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此前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曾对民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进行过详细介绍,也特别提到了邓小平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经典回应。他说:“民主在这个阶段有特定涵义,按邓小平的说法,''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他还补充称:“邓小平还有一句‘更大的话’,叫做‘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房宁认为,邓小平并没有说“民主是最大的政治”,这“很有意思”。”

民主与公投

1989年春天发生的事件犹如火车转轨的关口,邓小平将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转型的这列火车带向了与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方向。而事实上,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和韩国的又有很大度区别。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巫永平在近期台湾《公投法》修改通过后在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曾谈到:“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的民主化就被一些美国政治学者认为是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成功例子。”但是,他认为,世界的民主各式各样。在东亚,台湾的民主相对而言民粹色彩是最浓的,而这次《公投法》的通过也是台式民主发展的结果。 

台湾民主的民粹色彩来源于台湾的特有的社会分化。巫永平称:“台湾社会不仅有着其他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的社会分化,如阶级和阶层分化,还有着台湾独有的社会分化——族群的对立,是统独问题加剧了族群对立。统独问题在民主的名义下获得了某种正当性与合法性。两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台湾民主的独特性。公投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形式。”

公投会帮助台式民主走向真正的民主吗?巫永平并不看好。他举例称:“美国的民主被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但美国并没有公投。而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最后弄巧成拙,就是一个公投被利用、被绑上民粹的例子。再比如在瑞士,很多事情是通过公投表决的,甚至连牛奶要不要涨价,涨几分钱,都会通过公投来决定。瑞士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国家,民主已经很成熟,各方面都已经高度成熟稳定,是非常理性的一个社会,它没有像台湾这样统独的、族群的、非理性的拉锯,大家都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去公投的。”

那么,公投和选举究竟与民主是什么样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郝宇青认为,“不管怎么说,选举都不可能是民主唯一的答案。政治生活并不仅仅只限于选举,它还包括言论、结社、抗议等活动。因而,选举之后的状态是否民主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最值得关心的。”

保护民主的内核

无论是谈论民主化转型,还是去聊民主的实现形式——选举和公投,一个绕不过的话题永远是解释民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郝宇青将民主的本质看作一种说服的政治。说服不是强制,不包含暴力的成分。通过说服,自然也能够为政权赢得合法性。在这时,一个政权的说服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说服’有点类似于以前人们所说的‘怀柔’,可以作为判别一个政治体是不是民主的标准。”郝宇青总结道。

其实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整体上是逐渐深刻的,从盲目的排斥或者信任,变为如今的更为理性的认识。前几年中国学者俞可平的那句“民主是个好东西”,更是简洁的表达出中国对于民主的看法及在中国推行民主的思考。俞可平讲:“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而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刘瑜则在其的代表作《民主的细节》中将民主从意识形态的争论拉回生活的琐碎,同样警惕着空洞的口号对于民主价值本身的破坏,对于社会的破坏。

而西方的福山也对其之前的历史终结进行了修改。因为他并未迎来历史的终结,却首先引来了民主的衰退。他说:“我每天醒来都感到刺激,因为会读到过去无法想象美国政治可能发生的事。作为一个冷静的社会科学家,我感到很有意思……这将会是一场考验,看看我们的民主机制有多稳定和合理?它是否能自我修正?政治科学家倾向相信。但你知道,你必须面对现实。”当然,福山并没有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完全否定,相反,他仍然是这一套制度的拥趸。因为他知道民主的内核究竟为何物。

事实上有一点大家都极少存在争议——民主转型过程中或许险象环生,但成熟的民主制度更有利于稳定。那些民族分裂和种族屠杀,地区独立和社会动荡,大家都将这些归责于民主时,是否还需要思考一下,民族性格、国家历史、外部势力究竟在其中又扮演着何种作用?只能说,2017年世界都在重新质疑民主,但远远未到否定民主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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