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虽然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主席通常由是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官员担任，但很长时间以来都是著名的“冷衙门”。
中共庞大的高官群体，人事构成虽然十分复杂，但也有其内在逻辑（图源：Getty）
不过，这一局面已经发生逆转。全总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走出两位地方大员——云南省委书记和陕西省长，俨然有成为大员“孵化器”的趋势。刚刚调任陕西省长的刘国中，是全总走出来的代表官员之一。
“冷衙门”频出热门高官，十八大后尤其是近两年来愈发多见。全总也不是唯一，包括中央党校、卫计委等部门，近年来也接连输出地方大员。他们与热门的闽浙官员、西北官员，以及“新技术官僚”等，共同构成了中共的执政中坚力量。这背后折射的是中共用人的内在逻辑。
“冷衙门”也有春天
北京时间2017年的最后一天，吉林省长刘国中平调陕西，出任陕西省长。这距离刘国中从四川调任吉林省长仅仅过了一年，刘国中再展“黑马”色彩。
刘国中是全总走出的热门高官（图源：吉林省政府官网）
刘国中生于1962年，黑龙江人，是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从基层开始，刘国中曾长期在黑龙江省任职，官至副省长。2013年10月由黑龙江进京任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
2016年年初，经历在中央机构两年半锻炼的刘国中，回归地方政坛，“空降”出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全总的任职经历无疑是他仕途重要的转折。
同年12月，刘国中由四川调任吉林担任省委副书记，被任命为吉林省副省长、代省长，成为当年年末人事调整中的“黑马”，也成为全总这个“冷衙门”，走出的又一位重量级高官。
全总，是中国境内唯一官方全国性工会联合会。虽然级别很高，但通常被认为是“冷衙门”。不过，中共十八大之后，许多在全总工作过的高官被选任到重要岗位，不少官员这里迎来了仕途转折。
曾长期在上海工作云南省委书记陈豪， 50岁时已转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2010年55岁时调任全总，2014年调任云南出任省长，两年后成为省委书记。
除此之外，全总还储备了大量政治新星。1959年的邓凯和1964年的尹德明，皆是在经历过地方历练之后，在2017年调入全总的高官。他们之前分别为河南副书记和天津组织部长。
他们的进京，既是对全总人事的充实，也将进一步打开他们的上升通道。 普遍相信，他们两人的仕途绝不会止步于全总。不出意外的话，年轻的他们未来也将成为地方大员。陈豪和刘国中，可能就是他们晋升模板。
“冷衙门”频出热门高官，在十八大后到今天愈发凸显。全总之外，中共中央党校就输送了宁夏书记石泰峰、中纪委副书记李书磊等高官；卫计委也已经贡献了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和四川省长尹力两位地方大员。
石泰峰曾长期在中央党校系统工作，2010年9月，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空降”江苏任职，2011年9月升任省委副书记，2016年1月任江苏省长。2017年6月，出任宁夏书记。
李书磊则是著名的“北大神童”。作为一个学者型官员，李书磊早中央党校期间，先后任文史教研部讲师、主任、副校长。2014年1月，李书磊被调任福建担任宣传部部长。2016年1月从福建北上任北京市纪委书记。2017年1月，李书磊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后兼任中央追逃办主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院长。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习近平对两人的才干较为赏识。
1962年8月生的尹力，2015年3月，刚由卫计委副主任“空降”入川，任省委副书记。不到一年时间，尹力出人四川省长，官升正部级。在调任四川前，山东医科大学毕业的尹力，一直在卫生系统任职。中共十九大时，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未入中委，料在随后退休，尹力很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除尹力外，另一位是此前曾担任副主任（正部长级）的孙志刚。2015年10月，孙志刚从卫计委副主任任上“空降”贵州出任代省长。2017年9月，任贵州省委书。卫计委这个同样为外界眼中的“冷衙门”，连出两个地方大员，也显示出中共用人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中共用人内在逻辑显露
在中国现时的人事版图中，最为外界所关注的有两大群体：一是闽浙沪为代表的出身东南省份的官员。包括北京书记蔡奇、重庆书记陈敏尔、上海书记李强、辽宁省长唐一军等。他们皆与中共最高领导人在地方有过交集，被认为是习近平“熟悉的人”，他们的独特存在，是中国官场不可回避的现实。
进入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9位省委书记，李强（上排右二）、陈敏尔（下排左二）、蔡奇（下排右二）3人出身浙江，李希（上排左二）出身陕西（图源：VCG）
二是以在陕西、甘肃有过执政经验的西北官员。比如现任中共常委，曾任中组部部长的赵乐际，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刚刚调任吉林担任省长的景俊海等都属这一群体。李希和景俊海与习近平或多或少的“交际”，被认为是他们晋升的重要因素。需要正视的是来自西北贫困地区的他们，对于中国现实状况的认知度。
另外，与刘国中调任陕西同期，平调天津市长的重庆市长张国清，是另一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国清背后，是中国“新技术官僚”的集体崛起。有着“兵工少帅”“航天少帅”“军工少帅”之称的许多人，经过十余年的布局和升迁，已经纷纷在中国地方政坛占据要津，形势颇为可观。
例如，张庆伟是黑龙江省委书记、陈求发是辽宁省委书记、马兴瑞是广东省长、许达哲是湖南省长、袁家军是浙江省长。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类官员与习近平几乎没有任何交集，但是能够纷纷得以重用。
这些官员群体因为有着这样那样的光环，被关注也在情理之中。
在中国官场庞大的群体中，不单单上述背景或者群体的官员获得高升和重用，上文提到的“冷衙门”出身的官员群体，便是典型的例子，他们都在中共政坛获得一席之地。
包括“新技术官僚”，“冷衙门”出身的高官，以及其他不同出身获得晋升官员，他们同样都是中国官场的隐藏着的中坚力量，甚至也是潜在接班梯队人选，他们共同构筑了中共庞大的高官群体和执政团队。只不过，他们并未获得太多关注而已。
中共“人事大管家”——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在十九大选人用人时曾给出明确导向：选用“敢于担当、勇于任事”的官员，“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及时用起来”；“既要考虑熟悉党政综合管理、善于驾驭全局的复合型领导干部，又要考虑综合素质好、具有较高知识层次和专业素养的专家型人才”；“拓宽选人用人视野，放眼各条战线、各个领域”……这才是中共选人用人的真正逻辑。
习近平曾言“事业兴衰，唯在用人；用人之要，重在导向”。所以无论是任用“政治意识过硬”的“熟悉官员”，还是能力突出为官纯粹的“新技术官僚”，抑或是这些“冷衙门”出身综合素质突出的官员，最终的目的，都是确保能够完成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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