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自香港教育局名不副实的「微调方案」推出以来，有关教学语言的讨论再度变得炽烈起来。可是，在一场又一场充满声音与愤怒、苦口婆心与自以为是的讨论中，不曾听过有人提出「自我」(self)、「自我意识」(selfhood)、「表达自我」(self expression)、「发展自我」(self development)和「实践自我」(self actualization)这些概念来据理力争。
英文太重要，因此应该成为老师向成绩优异的学生传递知识、授业解惑的首选教学语言。众口一词，彷彿已是铁案如山。这样说未免太小看了教育。职业训练（vocational training）与教育（education）最大的分别在于：职业训练旨在改善学员的谋生能力，以及提升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受聘价值（employability）；而教育则致力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让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去「发现自己」和「发展世界」。
这个教育理想古已有之，亦不分中外。古希腊的文学家以及后来的尼采都鼓励世人"become who you are"，近乎中国人所说的「立己」。巴特农神庙中铭刻的那句箴言："know thyself"，则是中国人所说的「知己」。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认为，知识的累积和展示并非教育的目的，懂得怎样运用这些知识来帮助思考才是，一如蔡元培所言，大学教育在于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
因而教学语言的选择不可单单取决于语言本身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因为它涉及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取向等重大课题。我们斟酌用母语还是英语授课，首先要考虑的，是哪一种教学语言可以对学生培养自我(development of the self)和认识自我(understanding of the self)做出更大的贡献。
香港学生严重缺乏个性、文化自信和民族自尊，正因为他们长久以来被迫使用一种他们无法驾驭的殖民者语言来学习、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这种殖民者语言的「他者性」使他们无法与他们身处的社会、学习环境和他们自身建立亲密、私人的关系。这个学习的障碍一日不清除，香港学生仍然只会在教室内襟若寒蝉、只懂埋首抄录教师的一言一语，还奢谈甚麽批判性思维与竞争力﹖
「微调方案」推翻实施已十年的母语教学政策，无论教育局和有关的官员怎样巧言令色、遮遮掩掩，那扯得高高的白旗还是路人皆见。这样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特区政府自回归后对香港教育的诸多改革，特别是教学语言的改革(linguistic change)，从来都吃力不讨好。本来任何挑战现状和既得利益的改革建议遭到反对是正常的，但各界对教育改革反对之激烈及一致，却反映了英国撤出香港逾十年，香港作为一个后殖民社会（post-colonial society）仍然深受一种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意识形态的影响。
东方学的鼻祖萨伊德（Edward Said）认为，知识与权力构成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统治的不可分割的双重基础。帝国主义者对知识的界定、垄断和分配，是他们能够在殖民地实施有效管治的关键。英国统治香港一百五十年，不仅制定了为世人称许的自由经济体系和法治制度，还成功建立了一套牢不可破的文化价值等级体系。在这个等级体系内佔据最高层的是英文----英文重要，因为它是殖民地主人的语言。作为一种施展权力、实施控制和彰显精英身份的工具，英文在英国管治下的香港根本无可取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的学生家长千方百计要学生读英文中学或者入英文班，校长和办学团体挖空心思要保住英文中学的地位，都可视之为帝国主义产生的文化结果。英文是一种「超级语言」（super language），甚至语言中的王者（king of languages），不再是殖民者的幻想，而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智慧，甚至不辩自明的常识。帝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改变殖民地的语言生态（linguistic ecology），在香港再次得到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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