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强化着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畸形化，同时，这种畸形的工业结构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这种内部利益分化、对立的社会结构将原来“外向”的依附论变成了发展中国家“内生”的依附论。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自由主义
霸权主义者在伊拉克的侵略行径，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人权高于主权”是一个可耻的谎言，只要人口还不能够自由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民族国家的利益就会高于一切，而国家的界限只会更加明显。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全球范围的国家利益的竞争是在日益激烈而不是相反。与之相应的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建立在新的交通和技术方式上的经济活动不可能像“经济全球化”那么美好。“人权高于主权”的谎言早已“路人皆知”，但掩盖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企图说明有超越国家利益的 “经济全球化”已经并且正在麻醉许多的浪漫主义者。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就是淡化国家的边界，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生产、贸易、金融的一体化，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全球性经济联系逐步展开是个趋势，然而国际经济活动的背后是国家意志为主要推动力。“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新的名词，但是这种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淡化国家边界的意识形态早就不新鲜了，历史是惊人的相似，推行这种国际自由主义浪潮的国家一个是19世纪的英国，一个是20世纪末的美国，而当英国在19世纪推行自由主义的时候德国的经济学家李斯特批判了这种自由主义。
英国在18世纪中期工业化先行。为保持优势，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应运而生。19世纪初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尖锐地指出：“英国有一个秘不告人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这样的贸易才能达到国家富强。所以他们要在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随时设法用廉价销售和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英国的工业对手。”（《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1章）
经济自由主义到了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时已至峰巅。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工具性质并未改变。“威廉·皮特（英国首相）是最清楚地看到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可以如何有利于英国的政治家。所以他常常随身携带一本《国富论》。”“英国人满口博爱主义、世界主义，但是一到涉及本国关税和商业利益的问题上，就露出了国家主义的真相。只有当这些主义有助于加强英国工业优势时，他们才需要它。”（同上，第33章）
亚当斯密的以比较利益理论为依据的“自由主义”发展战略，实际上是一种旨在维持“西方（北方）工业，东方（南方）农业和原料”这样一种国际分工体系而提出的发展战略，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这是一种非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因而也是一种没有前途的发展战略。理由很简单。天然原料是有限的，而农业又要受土地和人口的限制，光靠农业和原料这点自然资源的“比较利益”，发展中国家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依附理论指出，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困境的主要原因，很多人认为这不符合内外因的辨证关系，首先，解释性的哲学是对经验的概括而不是相反，这种由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化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意志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环境，力量的悬殊使得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外因”，这种逻辑正确的推论只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形。这种不平等的分工是由“经济帝国” 推行的，下面一段关于“华盛顿共识”的评论有助于我们认识这种不平等是如何推行的：
总体来说，华盛顿共识竭力向其他国家鼓吹的经济政策可以总结为三点：审慎的宏观经济
政策、外向型经济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相比之下，华盛顿对第三点即自由市场原则的
贯彻最为彻底，但这决不意味着前两条不重要……
“华盛顿共识”的内容里，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基本概念是源自于发展经济学的----比如大推进、均衡非均衡增长、剩余劳动力、两缺口模式等等之类的理论，可是这里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华盛顿共识”对发展经济学的这种“忽视”正常吗？到底是“华盛顿共识”中缺乏了应有的发展经济学内容？还是我没能充分理解“ 华盛顿共识”？
在列举了正面推行世界自由主义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下发展中国家对这种国际分工的反应：
当然，对于第三世界任何一个想搞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能够同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产品
竞争，是非常困难的事。在汽车、或电冰箱、或电视机，或者今天用非常先进技术生产的
大部分工业品的生产中，谁会去竞争呢？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也许还有希望人家能把污
染性工业或者需要很多手工劳动，很多廉价劳动力才能获得利润的工业转让给他们。在没
有出现新技术，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内利用自动化系统，甚至名声显赫的机器人进行生产的
情况下，只有这是才能送这些工业到第三世界国家去。现在他们想开放一切经济边界，使
经济全球化。在这一全球化中，我们第三世界国家作用是什么呢？开放边界，取消一切关
税，设若不是我们各国，我们的领土，我们的人力资源任由跨国公司和帝国主义加以利用
的作用，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经济全球化”做一个描述了，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依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人为的、恶意的强化着这种不平等，通过平等掩盖下的不公平贸易，将发展中国家殖民化，并且通过各种手段消灭“经济发展”，强化“经济增长”。上文提到的“人权高于主权”不过是对反对“自由”国家的外科手术。既然这种殖民化的经济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国家甘愿接受呢？首先，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规则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封闭和全球化之间面临着两难选择，任何一个国家要脱离世界范围的合作分工而独立发展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他们面对的又是一个不公平的规则----这恰恰是最大的不公平，另外将对外开放和接受经济全球化等同的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也起着很大的负作用，这种观点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与闭关自守必须要在二者之间做取舍，缺乏批判和反思使得开放的初期强化了这种思维。当然，若是说单纯的意识形态使得发展中国家选择了自由化道路是不客观的，这种选择很多时候在初期也有着利益相关，斯密经济学作为世界主义经济学而不是国民经济学，注重的是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工业化与维持初级产品交换的道路选择时，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有着利益的较量。19世纪的美国和拉丁美洲在道路的选择上是不同的，美国选择了李斯特学派的生产经济学，即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拉丁美洲选择的是自由贸易道路。美国19世纪的内战也正是两种力量的对比----代表工业力量的北方资产阶级与代表奴隶制种植园的南方种植园主。战争的结果是北方资产阶级胜利，美国从此大踏步地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今天美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霸主地位，而拉丁美洲的广大国家却在短暂的繁荣后陷入了困境，以阿根廷为例：19世纪末，阿根廷经济的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至20世纪初，阿根廷不仅以优美的探戈舞姿和彪悍的高乔牛仔闻名于世，而且还因富庶享誉全球。（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一半，是日本的 1倍，略高于芬兰和挪威，略低于意大利和瑞典。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3797美元，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注：以 1990年美元的不变价格计算。）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大致相当。（注：Lawrence Harrison, The Pan-American Dream,Westview,1997,pp.105～106;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8,2002.）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阿根廷的人均GDP远不如上述国家。不仅如此，在人类告别2001之际，阿根廷陷入深重的危机：出现在全球电视画面上的是马背上的警察、催泪弹释放的烟雾、抗议者的呼叫和被抢商店店主的哭喊。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短短的半个月内，阿根廷居然换了5位总统，其中1位总统甚至公开宣布，阿根廷无力偿付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阿根廷因而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倒账国。
依赖初级产品造成的畸形工业结构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缺乏改革和调整的主要原因，经济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继续深入下去产生的就是一个畸形的国家工业结构 ----生产性的实体经济落后，外贸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中国家在畸形的工业结构下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利益的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这就使得由缺乏反省的，起点差距小的对外开放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产生了利益冲突的对外开放。少部分获得全球化利益的精英与国内民众在对待全球化有了利益的分化----这就使得任何改革都举步维艰。也就是说，利益分化使得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分裂，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坏事，对于少数精英则不然。这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由初期的部分的意识形态转变到了利益冲突。
“墨西哥城有百万计的人生活在贫民窟，巴西的城市里也有大面积的贫民窟。成批的边缘的人群生活在贫民窟里。黄赌毒在里面是泛滥的，黑社会控制也是很严重的，正规的政府治理是很难实现的。”
拉丁美洲的现代化道路把外向的依附转变成了内生的依附，在国家内部制造着中心----边缘，城乡、地区、产业差距明显。
东亚的利益分化和拉丁美洲的情况有所不同，拉丁美洲的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推行得比较彻底，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不如东亚国家强，在东亚出现的利益分化主要表现为政府意志与国家意志的背离。
毫无疑问，大量的外资进入会给一个地区带来经济的繁荣，为了方便分析，本文将经济简化为GDP，以此说明利益分化出现的过程。GDP由三个部分构成：投资、出口、消费。带来大量的外资的主要为跨国公司、金融商人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的进入大量地消化当地剩余劳动力，这一过程与发达国家夕阳产业的转移相联结，产生了东亚的“出口导向”模式，投资带动了原材料市场的繁荣，“出口导向”模式换来的大量的外汇，产业工人的消费带动了第三产业：房地产、娱乐业的兴旺。
“20世纪60末至70年代初，东盟国家为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及时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外向型经济，使各国经济出现了长足的发展。 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得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传统制造业出口的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
东亚国家过度的开放使得跨国公司控制了这几个国家的工业资本和技术，本国的私人企业不可能在没有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也没有能力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制度性依赖自由贸易“理性的”政府当然也不可能实行贸易保护进行产业升级。政府依赖外资，维持GDP，而将更多的资金投向于金融业、房地产业，“无论是墨西哥的金融危机，还是发端于泰国的亚洲金融风暴，均是国际游资的投机行为所知，这是各国的普遍共识。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各国本身的经济结构方面。在经济发展中，墨西哥和东南亚各国普遍实施的产业结构多样化进程缓慢，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建设一些不切实际的大型项目，以及教育滞后。尤其严重的事，东南亚一些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向房地产业、证券业等部门。据统计，东南亚国家的一些银行给房地产部门的资金约占其贷款总额的10---- 35%……东亚模式的特点之一是在政府指导下实现经济增长，政府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计划，要求银行系统给予资金支持。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金融机构则不按市场规则进行贷款，资金流动甚至被“政经勾结”所扭曲。
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和东亚的出口导向的现代化模式都以金融危机而宣告失败，这使我们清醒认识到，一个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模式都必须要以工业化为目标，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就是以本国的低附加值产品换取工业品----前者以原料为主后者以劳动力为主，两种模式都没有使他们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现代化的前提是工业化而不是开放。在自由贸易和开放的国际市场条件下，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一个互补和共同协作的区域经济。
经济全球化通过自由主义在全球推广和强化着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这仅仅是依附论的第一个阶段，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资本编织了一个个美好的童话、制造了许多短暂的虚假繁荣。而在泡沫破灭之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更加艰难的选择，因为畸形的工业结构制造了严重失衡的社会结构，让各个发展中国家充斥着不平衡，这些不平衡体现在城乡、地区、工农差距，并且渐渐地让这些国家的白领阶级和中产阶级也成为受害者。另一个严重的分化就是使政府丧失调控能力和改革的动力，这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失去了保持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被严重自由化而失去力量的拉美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拉美的政权动荡、军人独裁和农民起义也就不足为怪了，经历了金融危机的东亚所幸还存在着有民族凝聚力的政府，政府还没有被自由“化”掉，能够保障公民自由的政府不一定或者说一定不是一个软弱的政府，东亚的金融危机只是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拉美则是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经济全球化必须警惕第一个阶段，坚决避免第二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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