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是近邻，是搬不走的邻居……”任职全国政协主席的政治精英俞正声上一年末，于中国为80年前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第四次举行的国家公祭活动上致词时的措辞与表述，引发了这个国家连同这桩历史事件的始作俑者——日本的舆情波荡。因为以往在此类气氛庄严肃穆的悼念场合下，中国的领导人们通常只会警告日本对殁者要心怀负罪之心，并不要试图篡改历史。
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再度参加公祭，向外界宣示中国对“不忘历史”的重视度之机，俞正声关于“中国将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外交希冀，意味微妙地令这一历史屠杀事件象征的政治与外交关系意义，得到了外界料想不及的流转效验。
围绕南京大屠杀公祭的中日关系，此前牵动了两个亚洲国家的舆论风向（图源：VCG）
与此时间节点同步，关涉中、日两个国家政治经贸上的良性互动讯号，亦开始频繁浮现。一个约250名企业相关人士组成的日本经济界最大规模的高级访华团，在近两年来终首次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经贸议题会面后，日本执政两党自民党与公明党的干事长二阶俊博、井上义久亦访华拜会习近平等政要，为本年度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契机，实现两国首脑互访创造环境——这似乎若隐若现中日关系的趋稳走势以及两国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但在两国舆论热切响应达成此一图景的当下，中日关系回暖预期下一些存在的元素与变量，也许更值得关注者重视。
关系回暖的动机元素
在过往几年的政治及外交摩擦中，中日关系在冰冷中走过了一段弯路，然而，当前两国关系有改善势头，以及一些官方及半官方活动生发出复苏迹象——诱发上述行为的内在动因，恐不出意外地在于中日两国的现届政权及领导人，对于双边关系“回暖”下多重现实需求的相互求索。
中共十九大标志着中国政治周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个最新一次召开的党代会已不只是愈发关乎该国的国民物质需求和社会运转发展，也与日俱增地将该国增长于区域和全球长期地缘战略关系的影响，同和中华民族的再度复兴结合了起来。在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的着重描述中，记录着他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第三个历史性篇章的深远预期，和中国至少在未来五年的首要议程——很可能将是通过对“核心利益”的强调和执着来升级外交操作，以此令强大的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回到他心目中应有的地位。
这对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亚洲强国之一的日本来说，意味着现下及未来如若对自身右翼取态有所自我克制，并抑止那些过往受到中国谴责的不负责任行为以及燃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许仍能够有效修复中日关系。
另一层面，理性的评析不会在谈论中日矛盾情绪同时，疏视掉中日之间高度的产业互补性——日本在科技领域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使它得以为中国工厂提供大部分的生产机器，以及很多中国制造产品中的核心部件，正是这些因素让中国的崛起成为可能——这似乎是中国可以同对手日本在综合衡量的实态关系上，保持相互依存的一个重要考量。
在经贸维度中，于日本而言，中国早已是它难以割舍的贸易伙伴。其不仅深受中国蕴藏的市场潜能吸引，而且廉价的中国商品也成了帮助经济趋于平庸的日本应付度日的重要手段，受到了那些饱受工资和生活水平下跌之苦的消费者的欢迎。而中日关系中存在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完全背道而驰的特异状态，也导致了日本经济越来越摆脱不了对中国游客在零售商店极为强劲支出的沉溺和依赖。仅仅是中国收紧关税制度、日元一时的表现疲软、抑或是一次升级而脱离控制的民族主义争端等，便足够对日本旅游业，甚至对这背后的“安倍经济学”产生打击效应。
安倍示好与寄望中日关系改善的背后，却难有更多理据能使中国信服，日本的政治、外交价值观惯性会突生转变（图源：AFP）
此外，面对让世界出乎意料的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闯入国际外交舞台中央，安倍政府已无法界定这属于机遇还是该有所戒备。安倍与特朗普用电话和互访，保持着一种远远超出两个长期盟友之间的一般伙伴关系的热络情谊，但特朗普在朝鲜核危机、同盟安保承诺、多边贸易协议等议题上的屡番爽约，早已令到外界确定他们之间基本缺乏共同目标和一套共同的战略或战术，甚至被视为前者正在拆解数十年来，美日同盟在亚太地区不断累积的稳定和繁荣基石。而带着竞选时要对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强硬起来承诺的特朗普，却在北京的皇家园林内急切表现出他想得到中国和习近平给予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这只会令押注美日同盟的安倍不安，更因在倾靠美中两边厢的抉择上遟疑，而相对忌惮如其竞选政纲承诺那般，操作具右翼色彩的政治议题，甚至转而有所刻意释放示好中国的信号。
戒心犹存的隐藏变量
习近平在2017年尾见到安倍时露出的罕见微笑，曾被广泛喻为两国关系终见回暖的权威信号，但更多无法回避的是两个亚洲大国长期存在历史与领土争端导致的隔阂，以及现今仍为地缘政治竞争而焦躁。是否能够促成中日关系的真正调整，在中国看来，终究是要有条件与代价的——这或会转化为两国围绕海岛主权摩擦的一种妥协方案，即搁置该争议，甚至是日本对于迈向军国主义的主动放缓，以及关于发展军事能力的自我克制；或会导流至日本托出何样取态，来减轻一直困扰着两国关系、自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存续下来的巨大历史阴影；或会交换来日本在通过积极发展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来应对中国经济崛起上的反省与收敛——但安倍政府及日本政治导向连会否能有接纳它们的诚意，都值得存疑。
而所有这一切的友善姿态，都应被放在日本对中国实力增长所产生的极大不信任与长期恐慌的大背景之上进行剖析。这种想法背后，是一种在日本非常普遍的意识，也即对遭受抛弃的恐惧和对于中国的戒备。自二十世纪开端同旧日的不列颠帝国因利结盟，历经二战时代《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下的轴心军事集团以及冷战时期《美日安保条约》的安保及经济合作同盟，日本持续精确挑选着强势的国家寻求庇护，以崇拜强劲者之姿，满足着战略腾挪空间限制下国家利益需要——且你很难驳斥，这其中始终充斥着防备地缘西侧东方大国的动机。
现实催人悲观，除却中日国家间的许多障碍依然存在外，亦没有更多理据能使中国信服，日本的政治、外交价值观惯性，会令安倍政权较以往百年来有何转变。在中日关系整体形态的时间轴上，特朗普只是一个偶然因素，正如日本正在呈现的一种忌惮、惧怕中国下的倾心，或许离不开前者带给安倍的诸多困惑，以及习近平的全球化战略眼光或许能给予特朗普所不能的务实利益。中国不宜对植根日本且难以剔净的机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军国主义基因轻易卸下戒心，掺杂着民族燃情的社会舆情亦不应对中日关系前景盲然乐观，而在习近平帮助中国于2049年实现实质意义上强盛、复兴之前的未来数十年中，日本的政治、外交风向总是有必要格外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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