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如何让这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更加匹配社会开放的进度，一直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
李克强能否领导中国政府进行一次全新的“部门改革”，以匹配中国改革的需要（图源：AFP）
今天，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倡“简政放权”，尽管2012年中国经过了一次大规模的“大部制改革”，但是目前中国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公务员系统和数目繁多的机构。第五个现代化有两个内涵，一个是“现代的治理能力”，一个是“现代的治理体系”，这个体系就是由机构构成的。
那么，中国领导人该如何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去认识中国这种特殊的国情下，应该进行怎样的机构改革，在中国近年来的历史上，为什么有的机构能够突然的产生一大批高级官员（如一机部），并对当时的国家改革产生重要作用。又有哪些机构，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
今天李克强政府力推“简政放权”，而简政放权的要义除了简化行政手续之外，另外一个最直接体现方式，就是一场新的“机构改革”，让中国建立起一个简洁、高效，有效的政府。
历史上的国务院改革
梳理历史，可以发现从1949年中共建政开始，中国国务院一共经历过12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周恩来内阁时期一共有4次。1978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进行了8次。从这个规律中可以看出，中国国务院的机构改革的频率，在“改革开放”之后是进入了一个突然加速的阶段，也能够看出中国政府是一直试图让国家治理体系匹配国家发展的努力与尝试。
在这十二次国务院改革中，有两次尤其值得提出。一是1998年朱镕基内阁时代进行的迄今为止最大规模一次国务院改革。直接裁撤了包括电力工业部、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内的15个部门，重组了包括信息产业部，国土资源部在内的4各部门。改革力度之大，符合朱镕基大刀阔斧的“铁血总理”风格。改革重组后的部门效率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进入了一次腾飞的通道。
第二次是2013年李克强刚刚就任中国总理后进行的改革，这次改革中，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2个，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5个。如果结合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做出的“二次改革”的决策，也能够得出国务院改革是在匹配中国改革进程这一答案。
另外再举一例，今天中国31省地方大员中，有9名省委书记或省长有过在军工、航空航天和工信系统工作的履历。即使从军工或者航空航天系统出来的官员，也通常会在工信部工作一段时间，作为中转站，再调到地方工作。而工信部最早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2年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值得注意的是，“一机部”曾经涌现出了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开启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坛第一次“工程师治国”的序幕。1982年5月，第一机械工业部改组为机械工业部（简称机械部）。1988年又与电子工业部合并为机械电子工业部。1998年的国务院改革中，电子工业部又与航天工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的部分部门组成信息产业部，最终于2008年再度改组为工信部。由此可见，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政坛“大军工系”官员的崛起，并非无根之木，突如其来，背后与中国政治历史和机构演变，有着深层次的关联。
因此，中国机构改革的进程是观察中国政治一个不一样的窗口。
让“机构改革”匹配中国发展的需要
中国改革的需要，“第五个现代化”中“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要求，都决定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不能原地停留，中国政府的改革，甚至不能只停留在“简政放权”的地步，甚至到了需要再一次的“部门改革”的时候。
例如，随着互联网进程的推进，中国工信部，网信办等机构职能，有无重新整合的必要？中共推进改革的特点是“不怕慢，就怕站”，意思就是说不怕改革的慢，就怕原地喊口号踏步不动。凡是重大改革的确要做到饭一口口吃，事一件件办，路一步步走。中共改革的做法一直是在现有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明确改革目标，在操作上可以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分步实施，逐步完善。
从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看，机构可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不动，但每届政府也都搞行政改革，改革核心就是调整政府权力。
当然，不要一说改革就是集中删减合并机构，而是要改革职能，减少审批，向市场、社会、基层放权，约束政府权力，激发社会活力，释放制度红利，建立一个真正的有限责任政府。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府的责任是无限的，权力运用必须是有限的。
因此，或许外界可以抱有一种期望，随着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推进，新一轮的“部门改革”将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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