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冰花男孩”的照片，使得沉浸已久的留守儿童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事实上，在“冰花男孩”之前，湖南、贵州等地出现过多次与留守儿童有关的惨剧。相较于目标清晰、规划明确的扶贫攻坚战而言，如何有效解决留守儿童背后的结构性难题，对中共来说亦是一大挑战。围绕留守儿童问题，除了官方的政策导向外，民间公益组织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觑。日前，采访公益组织歌路营创始人之一，副总干事梅冬先生，由他来讲述留守儿童背后的难题与困境。
“撤点并校”使中国农村孩子上学路途更加遥远 （图源：VCG）
记者：做公益组织来关注留守儿童的初衷是什么，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梅冬：在2012年3月，受西部阳光基金会的委托，我们本来帮助城市流动儿童的团队来到甘肃，开发一些针对寄宿制学校的课程。
期间一次沉浸式调研特别触动我们，当时我们决定一整天都在学校观察孩子们的状况。晚上和校长一起查寝的时候，一个宿舍发出孩子的哭声，后来哭的孩子越来越多，哭声从一个宿舍传到另一个宿舍，扩散开来。我们询问校长这是怎么回事，校长有些尴尬，只是挥挥手，没说什么。
在我们的追问下，校长终于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基本都是留守儿童，因为3月春节刚过结束，他们的家长又离家去打工了。孩子们刚返校，非常想念父母，尤其是低年级非常小的孩子。对此，校长也很无奈，因为学校里只有两个老师轮流查寝，但是住校的孩子有200到300个。校长说，“我们也不懂什么心理学，不懂什么高级的方法。这些孩子哄也哄不过来，我们能怎么办？”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真的令我们非常难过。这就成了我们心里过不去的坎。
后来，我们通过更多的调研和文献研究发现，留守子女有很多群体性心理问题，例如负面情绪、孤独感、焦虑水平、社会适应性差等等。而我们实地看到的问题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数据惊人的吻合。这些心理问题是中国10万所农村寄宿制学校，3,000多万寄宿孩子普遍发生的，特别是中西部和西南地区。
于是我们把以前所有的项目停掉，开始关注农村寄宿制学校的问题。这其中三分之一都是留守儿童。
记者：“冰花男孩”的新闻很受关注，这种状况在中国农村还是常态吗？
梅冬：是常态，我们在调研中见到这样的孩子太多了，只是我们没有去曝光过。有的孩子冬天还穿着拖鞋，自己并不懂得照顾自己。其实你到他家里去看，他也不一定没有冬衣，但是他太小了，父母又不在身边，不懂自己要去加衣服。加之寄宿学校的状况，换洗衣服并不容易来回运送，所以这些并不是贫困的问题。
“冰花男孩”的爸爸也说，家里并不是没有钱，并且希望孩子能自立自强，也印证了一点。所以，靠经济来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
曾经有孩子和我们说，“我们不是缺爱，我们也知道父母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人陪伴。”
我们认为，中国在撤点并校政策后，农村寄宿制学校没有准备好，针对各种情况的应急方案和执行标准都很匮乏。
记者：撤点并校带来的影响很大，这是中国在政策上的失误吗？
梅冬：其实减少学校数量，增加对现有学校的投入，从经济角度讲是有利的。但是，从1997到2001年，试点地区没有评估这个政策对孩子的影响如何。结果是，孩子们回家的路程变远了，寄宿学校的增多让孩子更加孤独。
寄宿制学校的管理、教学、环境各个方面的构造都是不同的，由于中国中央和地方对如何建立农村寄宿制学校都没有经验，所以现在这些学校的软性设施非常不足。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老师们从只管教学，到现在要管孩子的生活、心理健康、课外活动和人格养成。这些本来是家庭辅助、社区辅助的部分，而现在全都寄托到学校，老师的压力涨了两到三倍。人员编制、培训、工资激励都没有跟上，教育内容迭代也没有跟上。其实政府知道，现在农村孩子的负面情绪发泄的途径变少了，因为所有时间都在学校，半军事化的管理让孩子有很少的活动空间。
中央在后来多次叫停撤点并校，但是地方政府已经停不下来。对地方政府来说，撤点并校有很大好处，能够节省财政开支。所以，省政府直到2013年还在农村继续撤点。
学生在上学路上跋山涉水 （图源：VCG）
记者：你们的核心项目是什么，是怎样实施的呢？
梅冬：我们核心的项目是《一千零一夜》，给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孩子讲睡前故事。现在，有3,500多个学校与我们合作，每晚有104万孩子在听。其实执行很简单，学校向我们申请，准备好电脑和设备，我们负责把需要的喇叭装在学校，他们只需要下载我们的播放器，设置好每天播放的时间，就可以实施了。
其实，刚开始我们的推广目标只有300所学校，没有想到这个项目的影响力会这么大，得到老师们特别直接和及时的反馈，说孩子们太喜欢了。后来我们理解，以前从来没有一个活动让孩子们能听故事，所以他们很激动。在习惯了晚上有故事听后，项目对老师们的睡前管理和孩子们的睡眠质量都有帮助。学校、当地教育局的反馈都很好，我们在去年之前根本没有人去负责推广。
记者：政府在农村学校心理健康的问题上，有什么投入吗？
梅冬：有，国家的投入其实很大，但是效果怎样使另一回事。在农村，每个学校都有心理咨询室，咨询室里有一套心理沙盘。可是我们走访很多学校，老师都拉着我们问，“这个沙盘是个啥东西？”没有人认识，就更没有人去用。也就是说投入的成本很大，但是考虑不够周全。
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走访甘肃的学校，发现有些建造精良的宿舍并没有孩子住，问了校长才知道，宿舍建的时候没有考虑暖气问题，无法供暖，有了供暖又因为地势太高无法抽水，所以一整栋楼都只能空着。
记者：与你们类似，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公益项目多吗？
梅冬：坦白地讲非常少。另一家公益组织以书信形式关怀留守儿童，也非常好，但是这种机构真的很少。能拿出数据，说自己的项目真正有效的更少。中国关注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机构，就我所知只有3家。在所有留守儿童相关项目里面，关注心理健康类的项目占比仅为7%。而对农村学校的软件支持也远不如硬件支持。
记者：我们关注到2015年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和儿童虐待问题，你们在工作之中遇见过吗？
梅冬：我们不是针对家庭做一对一辅导，所以只是听老师说过。虐待问题是存在的，但是老师和家长并没有这样的意识，有些家长甚至要求老师使用暴力惩戒孩子。至于监护权被撤销后如何处理，我们不清楚。在学校，暴力和欺凌事件是很常见的。
记者：留守儿童其他的急切需求还有哪些？
梅冬：很多。比如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沟通问题，留守在家和祖父母的关系问题，都没有人去做。孩子有时候和我们聊天，告诉我们说，每次和父母通电话都会哭。因为父母除了问学习、在家是否听话，并不会和孩子沟通其他东西。哪个孩子听了不烦呢？在父母不在身边的情况下，这种心理的抵触就更难化解。
另一个让我们非常担忧的问题是，现在教育部提出寄宿幼儿园的设想，有很多地方已经实施了。孩子从3岁就开始住校，而农村幼教资源的匮乏恐怕会产生很多问题。 我们合作的学校里，就有很多已经开了附属幼儿园。
我们调研的结果发现，低龄住校对孩子的心理影响更大，而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和能力去关注寄宿幼儿园的问题。
记者：对于未来关怀留守儿童的工作，你们对政府和民间有什么呼吁？
梅冬：第一是对社会的呼吁。社会太过重视物质上面对留守儿童的帮助，而心理健康、暴力、霸凌等等情况的软性帮助，由于隐藏较深，帮助见效慢，不容易出彩，而被社会忽视。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真的很需要被关注。我们真的见过一年收到17个爱心书包，30多个爱心文具盒的孩子，这让我们和孩子都哭笑不得。只有更多人关注对农村教育的软性建设，社会的资源才可能往这个方面去走。如果没有社会资助和政府支持，项目无法扎根。
第二是对政策的呼吁。政府这些年的政策很好，但是具体到各个地方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项目的落地配合不是非常可执行的。一方面，这些关怀政策对地方政府的政绩来讲，并不占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政府对这些工作只罚不奖，对失职问责，但是对做的好的项目鼓励不够。
第三是对同行的呼吁。公益组织可能也需要从长远考虑，从孩子未来发展出发，看到哪些项目对孩子真的有价值。不要都去建楼、捐物、发钱，其实可做的地方还有很多，社会能发挥的力量其实很大，我们只是一个小的公益组织，无法去顾及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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