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山本五十六大将和他的幕僚们在策划珍珠港奇袭计划时，大概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夏威夷居住着十多万和他们一样流着大和血统的日裔移民。这些移民中的老一辈是在明治时代告别故土，远赴异乡，成家立业，他们的子女自降生之日就拥有美国国籍。当战争临近时，二代日裔移民已经长大成人，正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而努力。然而，随着珍珠港的爆炸声响起，夏威夷及美国本土的日裔移民们将迎来一段艰难的岁月，饱受敌视，财产和权利受到侵犯，而对于二代移民来说必须面临抉择：是忠于母国，还是向正在伤害自己的合众国效忠。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日子对于美籍日裔而言是决定命运的一天。
命运之日
在20世纪40年代初，在夏威夷居住着约15万日裔，是当地最大的外来族裔。经过几十年的繁衍生息，日裔移民在夏威夷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不仅从事农业和渔业工作，还经营着各种产业，甚至进入政府和军队，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夏威夷出生成长的二代移民们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中接受教育，也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日本的传统价值观，几乎所有日裔二代在从学校放学后还要去日语学校学习，在生活习惯上也保留着日本的习俗，这使得战争爆发后他们在精神层面上陷入两难境地，备受折磨。
1918年，一个日裔移民家庭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合影。自从19世纪末以来，不断有日本移民来到夏威夷，到二战前已经是当地最大的外来族裔。
今日竖立在夏威夷的日裔种植园工人雕像，代表了日裔移民为了开发夏威夷付出的辛劳。
对于夏威夷日裔来说，1941年12月7日本来是一个与以往一样平静而温馨的周日，当地时间早晨7时刚过，许多日裔移民正准备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度过平和的周末时光，有些改信基督教的日裔带着全家前往教堂做礼拜，有些人正在惬意地享用早餐，沉浸在本地特产咖啡的香气中。然而，一阵由远及近、越来越响的引擎轰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一大群机翼上涂绘着红色日之丸的飞机从瓦胡岛以北飞来，分成数个机群飞越瓦胡岛西北部的海岸线向南飞去，其中一部分飞向岛屿中央的陆军惠勒机场，大部分直扑岛屿南面的珍珠港。这就是来自日本海军机动部队的第一攻击队的180余架舰载机，它们蜂拥而至的场面以及随后对港湾机场的狂轰滥炸深深地印在很多夏威夷日裔的脑海里，终生难忘。
关于珍珠港袭击的最著名的历史照片之一，福特岛一侧的“战列舰大道”正在受到攻击，一枚鱼雷爆炸激起的水柱腾空而起。
在日军飞机发起进攻后，位于岛屿中央的陆军惠勒机场被炸弹击中，浓烟滚滚。
当时20岁出头的爱德华·井熊是夏威夷驻军的一名日裔士兵，他于1941年6月应征入伍，最初在国民警卫队服役，后来调入陆军第24步兵师工兵队，他所属的单位正在卡纳霍角为陆战队修建机场。在袭击的前一天，井熊正好休假回家，他后来回忆了12月7日的经历：
“那天早上，我和家人在院子里喝咖啡，大概8点左右发现珍珠港方向的天空中有像烟花一样的烟团，虽然听不到声音，但可以看到空中有很多飞机，我正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看到大团的黑烟腾空而起。
“那时还没有电视，所有新闻只能依靠收音机。我赶紧打开收音机，调到父母平时喜欢收听的日语频道，节目中突然插入了播音员愤怒的喊声：‘战争开始了！日本人打来了！所有军人立即回到自己的岗位！’
“我得到消息后立即和战友赶往卡纳霍角，当我们到达时正赶上日军第二攻击队对机场发起空袭。他们飞得很低，我甚至能够看清两名戴着护目镜的飞行员。他们一次又一次俯冲，我真切地看清了机翼上的日之丸，心想：‘真的是日军打来了，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幅画作表现了“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在中弹后弹药库发生大爆炸的骇人场面。
日军的来袭非常突然，美军最初未能做出有效的反击，在第一轮攻击中被打得体无完肤。但是，在第二轮攻击开始时，美军展开了猛烈的对空射击，试图阻止日军的进攻，不少日机中弹受损，然而没有击中日机的枪弹、炮弹有些落到地面上，给无辜平民造成了伤亡。当时海勒姆·萩原是一艘拖船的船员，就在珍珠港海军基地内工作，为了方便上班他寄住在基地附近的朋友家中，在空袭时成为现场目击者之一：
“12月7日早上，我听到基地方向传来爆炸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打开了收音机，突然听到播音员高喊：‘这是卑鄙的行径！’我和朋友跑出去看个究竟，发现眼前的珍珠港正在遭到攻击。收音机里不停地广播着：‘日本人打来了！这是战争！’
“美军开始反击，不过由于没有准备，仓促应战，很多炮弹都打偏了，有的炮弹就落在基地附近的学校里，门前长着大芒果树的餐厅也遭殃了，当时有很多客人正在用餐，不幸的是炮弹正好落在人群中间。我抬头望向芒果树，上面挂着残缺的尸体。当我再仔细看时，发现那人是我的朋友。”
遭遇突然袭击后的珍珠港浓烟漫天，但旗杆上的星条旗依然飘扬。日军的突然袭击不会让美国人屈服，只会令其更加愤怒，而日裔移民很快就成为泄愤的对象。
战后，日本方面始终否认攻击军事目标以外的地方，声称“奇袭珍珠港不是恐怖袭击”，但美国方面不予理睬，坚持是日本单方面发起的无耻偷袭，是恐怖行径！
在夏威夷大学读大二的三保胜雄在当天早上本来想去教堂的，但从广播里传来的紧急通告打乱了他的计划：“那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了，准备去教堂，我其实并不是诚心礼拜，只是听说有漂亮女生在教堂弹钢琴，才打算和朋友一起去看看。我们还没有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嘭嘭的爆炸声，打开收音机就听到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我的房间在宿舍三楼，是顶层，我马上爬上屋顶眺望珍珠港方向，看到机翼涂着日之丸的飞机在港湾上空飞来飞去，大概15分钟后大团的黑烟从地面升起。
“我听到校园广播发出通告：‘所有参加预备军官训练团的学生前往体育馆集合！’我立刻从宿舍奔向奔向马路对面的体育馆。当所有学生在体育馆集合后，一名陆军军官向我们宣布：‘你们从现在开始全部加入夏威夷自卫军！’不过，那名军官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征召我们这些还是学生的预备军官从事警备任务。”
几位夏威夷自卫军成员的合影，他们大多数是夏威夷大学预备军官训练团的成员，其中包括不少二代日裔。
没过多久，包括三保胜雄在内的日裔预备军官以及夏威夷驻军的日裔官兵都被解除了职务，当时夏威夷国民警卫队的一个营里有98%是达到4C标准的日裔（美军制定的征兵标准，由数字1～4和字母A～F组成，1A为最佳，4F为不适合服役——作者注）。原因很简单，由于日军的进攻，所有美籍日裔都被打上了敌人的标签。
敌意来袭
美国人一向标榜保护平等自由的人权，可是在珍珠港袭击后他们对待日裔移民的态度彻底背离了他们的价值观念，日裔移民发现自己很快被深深的敌意所包围，正受到赤裸裸的威胁。在1941年时苏·有住还是一位16岁的豆蔻少女，在珍珠港袭击当天她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恐吓：
日美宣战后，美国将日裔移民视为敌国侨民，予以羁押看管，图为1942年初第一批日裔移民抵达拘留营。
“我和姐姐住在檀香山，那天我们搭乘朋友的汽车前往怀厄奈看望父母，因为在日军发起袭击后我们就和母亲失去了联系。途中我们多次遭到盘查，有一次一名士兵还用上了刺刀的步枪威胁道：‘从车上下来！’把我吓坏了。我们按照指示下车，把双手搭在车顶上，那名士兵一面用刺刀抵住我们，一面查问。在得知我们是日裔时，眼中瞬间流露出怀疑的目光。我们只是普通人，并不是什么危险人物。
“见查不出什么问题，那名士兵把我们放行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总算见到了母亲，她看到我时发出一声惊叫，原来我的整个后背被血染红了一大片，想来是之前受到盘查时被刺刀扎伤了，所幸伤口不深。”
珍珠港袭击后被美军派兵看管的日本移民，卫兵的枪上插着长长的刺刀。
苏的灾难并未结束，在当天深夜家门被两名美军宪兵敲响了：“那天晚上，因为戒严令要求实施灯火管制，我们非常小心地不让灯光露出屋外，在室内默默地吃饭。深夜时分，有人敲门。我代替不会说英语的父母去开门，看到两名持枪的士兵站在门外，枪上插着刺刀。他们不由分说地闯进来，向审讯犯人一样询问父母的出生地和工作，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对他们夜闯民宅的行为做任何解释。在询问结束后，他们一声不吭地转身离开。对我来说，12月7日是极为可怕的一天。”
珍珠港袭击后，美国人对于日军的卑劣攻击深感痛恨，并将这股怨气发泄到美籍日裔移民头上，有住小姐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
嫌隙顿生
在珍珠港袭击后，无论在夏威夷还是在美国本土，日裔移民都立刻感受到强烈的歧视，在工作和生活中受到苛刻的区别对待，这让他们，尤其是二代移民们深感屈辱和痛苦。在战争爆发时，罗伯特·新垣是夏威夷的一名电气工程师，并为军队工作，但在袭击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工作环境大有变化，哪怕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仍眼含泪水，十分揪心：
1941年12月8日，在旧金山的日裔聚居区附近，一群日裔移民，包括几名日裔军人聚在一辆新闻报道车旁边，从车上的电台里收听关于珍珠港袭击的报道，个个面色凝重。
“在袭击当天，我在家里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消息，之后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跑出屋外一看，机翼上绘有日之丸。我心想，战争真的开始了。此后，我每次去工作都要被检查证件，上面的个人照片是黑色背景的，而其他人的照片背景是白色的，这是为了区分出谁是日裔。当时有很多日裔人士担负着重要工作，但是在涉及机密的岗位整日都要受到警卫的监视。带着黑色证件的我也受到行动上的限制，有一次我无意进入某个禁区，立即被警卫喝止：‘此地禁止入内！’把我赶走了。”
黑色背景照片的证件让人想起殖民时代给犯人佩戴红字标志的做法，日裔二代移民普遍文化程度较高，在社区里也是模范市民和低犯罪率的人群，而这个黑色证件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是莫大的侮辱。
珍珠港袭击次日，一家由日裔移民开设的商店前挂起“我是美国人”的招牌，以示对美国的忠诚。
1942年初，一个日裔移民家庭在接到前往拘留营的通知后，打好行装，拍下这幅心酸的全家福。
除了工作上的歧视外，日裔移民在生活中也被迫放弃日式的爱好和习俗。在战前，亚瑟·藏原生活在一个以日裔为主的村庄里，这里仍保留着浓厚的日本风情，每逢盂兰盆会和天皇生日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然而这一切都在珍珠港袭击后发生了剧变。藏原后来回忆说：
“我的父母是从熊本移民过来的，受他们的影响我也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最喜欢松竹梅等佛教信物，家里还挂着描绘松竹梅和东方白鹤的日本画。珍珠港袭击后，日美成为敌手，由于担心家里的日式装饰物会招来厄运，我们兄弟几个经过商量决定将它们藏起来，于是，挂在墙上的天皇陛下的照片和日本画全都被埋到地下了。”
战前，美籍日裔移民举行传统日本文化活动，这在珍珠港袭击发生后是不可想象的，日裔移民纷纷将与日本有联系的事物隐藏或抛弃，以免被怀疑不忠。
与藏原家一样，很多日裔二代移民都把和服、日式人偶、鲤鱼旗、日本唱片、日本画等代表着日本的东西烧掉或埋掉了，对于他们来说“必须将任何被怀疑对美国不忠的东西藏起来”。虽然迫不得已，但在当时的境况下放弃对母国的信仰才是日裔移民的生存之道。
从军表忠
在日美为敌的情况下，所有日裔移民都要在两个国家之间做出选择，而大多数二代日裔都选择背弃父辈的国度，向美利坚合众国表示忠诚。除了隐藏和抛弃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外，日裔移民最能表示忠心的行动莫过于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加入保卫合众国的行列中，穿上军装与美国的敌人作战，包括与他们的母国。原属于夏威夷国民警卫队的日裔官兵成为这条表忠血路的先行者，其中包括罗伯特·佐藤。他是在1941年3月24日应征入伍，当珍珠港袭击时，他正计划着退役后做些什么。佐藤后来对于加入美军日裔部队有如下回忆：
珍珠港袭击后，夏威夷自卫军的成员们持枪列队。由于这支队伍中有很多日裔成员，于1942年初被解散，但日裔移民依然积极寻求入伍，以示对美国的忠诚。
“当时国民警卫队的服役时间为一年，我还有3个多月就可以退伍了，我每天在海军基地从事警备任务，开心地想着重获自由后怎么放松一下，没想到日军偷袭了珍珠港，我的愿望化为虚无，心里非常失望。不久接到通知：‘所有流着日本人血液的人全体集中！’我们这些日裔二代的苦难由此开始了。
“1942年1月，隶属于国民警卫队第298、299团、陆军第24、25师的所有日裔官兵都被集中到斯科菲尔德兵营，上缴了武器。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是不是被当作战俘了。此后，总算给我们派了点儿活。到了5月底，我们再次被召集起来，一位从华盛顿来的军官告诉我们：‘你们将被送往美国内地，目前这还是机密。’我们在斯科菲尔德兵营停留了一周时间，之后前往檀香山，在那里大家默不作声地背上行囊登上运输船，没有人告诉我们将去往何处。
“我们当中有人才结婚三天，这一走就没能再和家人联系，真是可怜啊。船上的1432人全是日裔二代，还有两名军官和两名女性，都是白人，此外还有7人是夏威夷土著。这些土著倒是对我们很友善，真是值得高兴的事。”
与佐藤同行的人中包括爱德华·井熊，他在旅途中对于未来充满忧虑：“在路上我一直在猜测今后会怎么样？会不会被强制关入拘留营？不过，既然我是军人，只能服从命令。”
1942年至1943年在美国本土受训的独立第100步兵营的日裔官兵，他们都来自夏威夷驻军部队。
佐藤和井熊是美军日裔部队独立第100步兵营的首批成员，关于这支特殊部队的建立还要追溯到1942年1月，当时美军高层要求将所有日裔官兵清除出军队，但对于日裔官兵的素质甚为认可的夏威夷驻军司令拖延了命令的执行，最终在5月底获得高层许可，将夏威夷的日裔官兵集中调往内陆受训，组成独立第100步兵营。直到1943年美国政府才允许从日裔移民中征兵，并以第100营为基础组建了著名的第442步兵团。
列队受阅的第442步兵团的日裔官兵，作为二战期间唯一由日裔组成的作战部队，该团战功卓著，牺牲巨大。
那些暂时没有获得入伍资格的夏威夷二代日裔感到自己对于美国的忠诚遭到了否定，以各种方式要求加入军队，为合众国而战，比如像三保胜雄那样具有预备军官资格的日裔大学生组成团队，向政府请愿，甚至有人直接写信给美国总统，要求参军入伍。这种表达忠诚的风气甚至影响到还是高中生的日裔青少年，他们也积极行动起来，响应政府的号召，为国家出力，山本白久在高中时代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珍珠港袭击后，夏威夷的日裔移民响应政府，加入修路、筑桥等基础工程当中，作为美国公民为战争出力。
“在珍珠港袭击后，夏威夷全岛实行戒严。次日，所有高中停课三周。不过，政府建议我们去帮忙修公园和整理果园，我和朋友商量，与其干坐不如做些事情，于是就接受了建议。有一天，一名军官来到学校，说军队准备修建一条公路，希望学生们帮忙。我们学校有50人报名参加，他们每天乘坐翻斗车到达工地，那是一片地面坚硬的熔岩平原，在工作时常有尖利的石头碎片溅起，给施工人员造成伤害。工地配发的皮手套、长靴、工装外套才用了一个星期就破烂不堪，受伤也是家常便饭。不过，我们还是拼命地进行工作。与我们一起工作的还有些年长的日裔，他们都是自愿前来的，只是为了表忠心。”
后记
文中提到的这些日裔二代移民后来无一例外地加入了第442步兵团，开赴前线为合众国流过血，包括有住苏小姐的丈夫。值得一提的是，二代日裔从军表忠的行为普遍得到父辈们的支持，尽管在他们的双亲看来这是一种对血统的背叛，但也无可奈何。还有的日裔是希望通过从军改善父母和同胞的处境，使他们免受拘禁之灾。正是背负了更重的责任，日裔官兵在前线要比其他族裔的美军更为勇敢和不畏牺牲。第442步兵团是美军在二战中伤亡最大的团级部队，建制约3000人的团居然有超过9000人伤亡！同时也是美军中获得荣誉最多的部队，在战争期间先后有14000余名日裔在该团服役，竟有18000余人次获得各种勋章和嘉奖！日裔部队的奋战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战时美国公众对于日裔的敌视态度，但有助于战后日裔社会地位的提高，比其他亚裔移民拥有更高的学历和收入，这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一个美籍日裔家庭在星条旗前合影，女主人手中捧着在前线牺牲的儿子的遗像，这就是他们被承认为美国公民的代价。
战后参加二战纪念活动的日裔老兵，正是他们在战争中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今日美籍日裔移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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