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精神的本质

最近，西迁精神成为舆论的焦点，但是也有泛化的趋势，有必要将我这篇旧文发出来，探讨。

一、西迁的一般含义

从字面上来理解，迁就是迁徙，西迁就是一种向西的迁徙行为，也就是从南、北、中、东几个方向向西边的迁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迁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社会现象。在迁徙的形式上：有群体性迁徙，也有个体（或家庭）性迁徙；有主动性迁徙，也有被动性迁徙。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从迁徙的目的上，将迁徙分为这样三种类型：

一是“自然迁徙”。自然迁徙是指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由社会、自然条件恶劣或者是自己认为不适应的地域迁徙到自己向往的地域，以便实现繁衍生息，主要表现为“逐水而居”“孔雀东南飞”“农村想城市转移”等主动的迁徙行为，包括世界范围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和工作移民等，往往表现为迁徙主体的主动选择，主要特征是“趋利”，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鸟有“冬去春归”，人有“北漂南移”，这种生物本能的选择，目的是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二是“避险迁徙”。避险迁徙是指人们为了躲避自然灾害、战争或者是仇家，而被迫远离故土，远走他乡寻找安息之所。这其中多数是以暂时的“躲避”为目的，躲避于自然、交通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域，寻找更加安全的生存环境。其与自然迁徙的本质区别是被迫性而不是主动的选择。尽管一些“避险迁徙”行为也迁往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但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尽管“避险迁徙”也有长期定居，融入落后地区的开发建设之中，但不是主动的选择，如战败一方的大规模迁徙。其主要特征表现是“避害”。

三是“开发迁徙”。开发迁徙是指人们基于理性的认识，为了改造自然、促进社会发展而由生存环境相对优越的地域向需要开发的、社会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域的迁徙。对于个体而言，并不一定是每个个体都是完全自愿的，但作为社会群体性行为和国家战略确是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是由一批先进分子的率先垂范所促成的。在群体性行动过程中，一部分人推出但大部分还是坚持下来。“开发迁徙”的特征既不是低层次的“趋利”也不是“避害”，追求的是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将个人的人生价值与社会的发展进步自觉地结合在一起。历史上的“屯垦戍边”“国防科研”和“交大西迁”等都是这种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实施的群体性迁徙。

从群体意识的角度来看：“自然迁徙”是群体的主动追求，迁徙的结果是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趋利；“开发迁徙”也是群体的主动追求，但迁徙的结果是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追求的是自我价值实现；“避险迁徙”是群体的被迫选择，从结果上来看：迁徙到发达地区的类似于自然迁徙，既趋利又避害；迁徙到落后地区并长期居留下来的类似于开发迁徙，融入当地的发展之中；迁徙到落后偏远地区一段时间以后又复员的，是“避险迁徙”主体，如果将抗战时期的高校“迁徙”也简称“西迁”的话，大多数是属于“避险迁徙”。

我们所要纪念的应该是为了了祖国的西部开发，扎根西部、建设西部的“开发迁徙”，包括以“交大内迁”为代表的和以“抗战迁陕”为代表的西迁。

二、西迁的本质属性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也同样存在着三种的不同的迁徙。高等院校多聚集在沿海发达地区，这就是自然迁徙的结果。沿海发达地区有条件创办更多的高等院校、容纳更多的人才以外，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自然流动提供了可能。这种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十分强大的动力，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进而影响社会发展的平衡和稳定。解放初期，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大批沿海发达地区的高等院校纷纷内迁西北、西南，则是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开发迁徙。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高校纷纷入黔、滇、川、陕就是典型的避险迁徙，而以“西北联大”为代表的“抗战迁陕”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开发西北的“国家战略”，抗战胜利后留下部分人员致力于西北开发，这又具有开发迁徙的特征。今天，以西迁的名义昭示于世的往往是将“抗战西迁”和“开发西迁”混淆在一起，统称“西迁”，应该说：这不是我们设立“西迁纪念日”的目的。

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西迁是基于1955年3月30日，高教部上报国务院的一份高等教育基本建设方案——《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根据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方案》对高等学校的基本建设“预算”做出相应的安排，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涉及13所院校、20多个专业的布局调整。关于交通大学的西迁是这样表述的：“将交通大学的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两三年内全部迁出。”这也就是交通大学初期“全部”西迁方案的文件依据。《方案》做出这样安排的依据是：“根据中央关于编制五年规划的方针和沿海城市基本建设一般不再扩建、新建的指示。”其目的是：“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按照新工业基地的分布情况，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提前在内地增建、新建等措施，全盘安排，逐步调整。”

建国以后，国家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形势，急需大量的建设人才，特别是工业技术人才，而现有的高等教育的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新的工业基地主要分布在内地，特别是西北和西南地区，而沿海城市高等学校的发展空间又有限，在内地增建、新建高等学校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当时，全国的高等学校布局又很不合理，也缺少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土地成本昂贵。1955年时，全国共计188所高等学校，沿海城市就占到了51%，其中高等工业学校更是占到了62%。为了与工业中心转移相适应，在内地增加和新建高等学校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内地继续高等学校，而北京和沿海地区的发展空间严重受限，以交通大学为例：在上海的闵行校区占地面积仅有500多亩，要发展成为在校学生上万的大学，空间明显不足，而西安新校区一次征地就达1500亩。在上海建设新校区，土地成本是西部地区的十几倍。更重要的是，西部工业发展所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源条件等制约，沿海地区高等学校很难分配到西部。

以西北地区的“西迁”为例，除了“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北”以外，还有：扩大内地西北工学院等九所学校的规模，以容纳沿海城市学校转移的招生任务；将东北工学院等四校的土木建筑专业调整出在西安成立西北土木建筑学院；将北京工业学院化工方面的专业调出在西安附近成立分校；将南京航空专科学校迁至西北西安附近成立西安航空学院；将天津大学和青岛工学院的纺织专业调出在咸阳成立纺织工学院。

当然，工业基地的内移和高等学校的内迁，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也有关系。台海局势的紧张，美国对台湾统一的阻挠，这都是压缩沿海发展项目、疏散沿海地区工厂和学校的重要的外部环境。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因此也就有了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的内迁调整方案。但这不能说明，国际形势是当时高等学校布局调整的根本原因。东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依然存在，西北开发的需求依然存在。正如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交通大学师生代表时说：“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留下的经济是畸形发展的，教育的发展也是畸形的。”“工业的布局，教育的部署是不平衡的，不合理的。”“不认识这些问题，就不能理解各项改革的必要性。”

在今天看来，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但东西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依然是我们党和政府致力于解决的重要课题。在上个世纪末，再次吹响“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以及今天的“一带一路”都彰显了党和政府在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一贯思路。甚至可以说，西北开发是关系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并不局限于一党一派。早在1931年，国民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就极力推动制订了“西北开发”计划，抗战迁陕的“西北联大”就被明确赋予了西北开发的使命。尽管是由于政府的腐败，国家战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但一批有识之士还是毅然决然地留在了西北，默默地肩负起开发西北的国家使命。今天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金融与经济学院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学校的先贤前辈就是这以历史使命的践行者。与此相对应的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抗战时期迁徙到黔、滇、川的高等学校，在抗战胜利后纷纷复员回到条件优越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尽管这种所谓的“西迁”对当地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那只是“播种机”和“宣传队”，并没有实实在在、持之以恒地改变当地高等教育的落后面貌。

西迁不仅仅是交通大学的西迁，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一大批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为己任的开拓者都是值得我们效仿的榜样，特别是终生坚守、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先贤前辈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三、西迁精神的本质

“西迁”这一概念有被泛化的倾向。我们除了从迁徙目的角度，可以对“西迁”进行分类，从西迁的精神层面来看，也是有着本质上和层次上的不同。“西迁”特指的是从自然社会条件优越的地区向西部落后地区的迁徙，所以不可能是自然的迁徙，那么也就只有避险西迁和开发西迁两种情形。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战西迁，整体上来说是“躲避战火，传承薪火”，是“避险西迁”的代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到西部去”，应该是“开发西迁”的典型事例。无论是“抗战西迁”还是“开发西迁”，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都是从原来的工作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环境，迁徙到自然环境艰苦、社会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因此都必须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要生存就必须有奋斗，给人们留下的是艰辛、牺牲和痛苦的印象，甚至是引来怜悯的目光，具有一定的悲情色彩。

物质条件的艰苦是客观存在的，而主观的奋斗是需要有目标和追求的，包括求生的欲望也是支撑人们克服困难、改造环境，进而开拓创新的动力。即使是抗战西迁在复员以前，为了延续文脉、培育英俊、服务抗战等都是需要付出和奋斗，都要克服正常时期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只是这种坚持是有期限的。这种坚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复员，而并非是为了当地的开发。

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西迁，包括“抗战迁陕”则与此有所不同，从西迁的开始就没有准备复员，目的就是为了开发西部、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同样是艰苦奋斗，“开发西迁”不是为了个人的发展和生存，不是为了部门的发展和延续，而是以民族复兴大局为目的，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概，具有明显的牺牲和奉献的特征，不仅是奉献青春，而且要奉献子孙。

英雄主义不是草莽英雄，更不是一时的冲动和激情，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献身的英雄主义是以理想信念为基础、以开拓进取为途径，义无反顾地投入进革命的事业中去，通过追求事业的成功来体现个人的价值。以国家利益为目标，以事业为平台，以理想信念为基础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不仅不具有悲情色彩而随着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则充满了自豪。

当你与交通大学西迁人交谈时，或者你浏览交大西迁人留下的文字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看到西部的发展和变化，为自己能够成为西部开发的一员而自豪。这种自豪是发自内心的，是心胸狭隘者所无法理解和感受的，不能将个人的价值与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面对奉献、牺牲时只会是恐惧。将西迁精神概括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亲历者并没有感觉到悲情，因他们是以服务大局为前提、以无私奉献为手段、以弘扬传统条件、以开拓创业为目的，全心身地投入到国家建设的伟的事业之中。人也只有以个人的奉献换取事业的发展，才能体现出个人的社会价值。

西迁精神的本质是追求事业的成功，因此也就能够享受成功的喜悦，而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都是事业征途留下的汗水。这种精神，不在于客观条件的而是一种情怀，何况物质条件的好坏也是相对的，即使是在空调房里也需要这种家国情怀。从本质上来讲，西迁精神与延安精神、航天精神、军垦精神等在为祖国富强、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体现出的精神都是相通的，都是人生的一种追求，一种人生观的体现，都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四、西迁纪念的意义

今年是“西北联大”“抗战迁陕”80周年，相应的纪念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交大西迁”也跨越了一个甲子。在去年“双甲子”校庆之后，学校决定将1956年9月10日西迁后第一个开学典礼之日，设定为“西迁纪念日”。面对火热的现实，有人不禁会问：“西迁纪念有什么意义？”甚至有人公开提出：“不要总是生活在过去。”这里，我不想重复“以史为鉴知兴替”的老话，重点谈一下“西迁纪念”的时代意义。

无论是避难西迁，还是开发西迁，在艰苦条件下的奋斗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前辈们对人生和事业的追求以及在追求中体现出的进取精神，是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尽管我们现在物质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困难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克服困难的精神是一致的。如果要克服征途上的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就需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奋发有为的意志和开拓进取的勇气。正是由于当前物质条件的优越，我们开拓进取的勇气、克服困难的毅力和争取胜利的信心反倒是有所不足。这就是我们西迁纪念的意义之一，并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也许不缺乏进取之心和奋发之为，但奋斗的目的是什么？往往是眼界不宽、境界不高、目标狭隘。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温饱已经不再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奢靡、享乐之风的盛行，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空虚的表现。似乎我们现在缺少西迁前辈们的那种家国情怀和大局胸怀。当人们将个人的奋斗局限在狭隘的范围之内时，也就只能通过“炫耀”和“精致”来填补心灵的空虚。如何将个人的成功与民族的复兴结合起来，我们有必要从西迁前辈的奋斗经历中去寻找途径。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西迁和以“西北联大”为标志的“抗战迁陕”的西迁人，为什么能够长期扎根西部，并一代又一代地为之奋斗？这就是西迁精神的感召、西迁精神的力量。他们在国家需要和个人选择之间做到了统一，将个人的价值实现与国家的发展进步结合到了一起，在奉献中实现了个人的社会价值。在国家的发展中有他们的贡献，在社会的进步中有他们的足迹，在人民的幸福中有他们的奉献，因此他们活的充实而有意义，倍感生命的意义。这种家国情怀，正是我们当今现实所需要弘扬的。这就是西迁纪念的现实意义。

当前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到2020年建党100周年时要实现全面小康，那么关键就是要解决西部和边远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广大的西部地区和边远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着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实现。我们要实现的是“全面”小康，而不是“平均”小康，也不是“整体”小康。解决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西部大开发”依然是一项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西部开发提供了从未有过的机遇，“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依然是时代的召唤。时代同样需要“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的西迁精神。“向西，向西，再向西！”一路向西而歌，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当然，今天的“向西”不是简单的“走入西部”，西部条件也不再是当年的条件。今天弘扬西迁精神，就是要面向国家建设需求，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就是我们高等学校纪念西迁的时代意义。心系民族复兴，甘于无私奉献，善于弘扬传统，勇于艰苦创业西迁精神，依然闪烁着时代的光芒，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