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80年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首次出现“春运”开始“回忆”，沿着1990年代下半期春运客流量首次超过全国总人口的故事，再到今天“春运”选择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一窥近40年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社会不断演进的生动的人口迁徙史。这其中暗含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辛酸记忆与经济特区的崛起，也包括1990年疯狂的城市化和市场化大潮，以及2000年后二三代农名工困惑与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农民工维权等矛盾爆发……
春运记录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图源：VCG）
启幕：1980年代
尽管早在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首次出现“春节客运”的相关报道，但由于当时中国的交通不发达，中国官方对人口流动的严格控制，实际上当时的春运紧张感只是相对性的。根据当时中国铁道部的记录，1954年“春运”日均客流为73万人次，高峰客流90万人次，时间为春节前后15天。
其实，真正的人口大迁移出现在1980年代。新华社电头为1980年12月18日的新华社电讯稿第一次用了“春运”的字样。
这并非偶然，1978年冬天中国宣布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1979年早已蠢蠢欲动的农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的迅速提高释放大量处于贫困边缘的农村廉价劳动力。
不久后，邓小平宣布利用外资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此后的1980年代将这种尝试扩大至东南部沿海更多地区。这些经济特区的崛起对廉价劳动力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能力。
当然，虽然城乡二元结构远远没有结束，但是改革开放增加了社会的活力，官方放松了私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种种限制，小商小贩乃至第一代创业潮也反过来大大冲击了当时官方对个人的人身控制。
于是大多出生于1960年代前后的第一代农民工远走他乡，为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而下海、而涌入1980年代的经济特区。一直到1989年，如同潮汐般的候鸟式大迁徒在年复一年的打工大军群体中上演。
彼时，绿皮车因为运力大、成本低，成为1990年代中国铁路客运当然也包括“春运”的代名词。每当春节前后，这一源自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没有空调，车窗可以随意打开的火车形态，便成为他们从东部沿海重新返回遥远的内地的主要方式。
1990年代的市场化大潮
维基百科的数据库中目前仅仅保存了中国“春运”自1994年的数据，那一年“春运”中国完成12.2亿人次的迁徙。
事实上，几乎整个1990年代除了最初的几年，中国经济都沉浸在一片欣欣向荣的狂飙突进中，年经济增长甚至达到两位数。那时，中国处于江泽民的统治时期，改革开放以及市场化方向成为不容置疑的基本国策。
快速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以深圳和上海浦东的快速崛起为标志，中国东南部对外来劳动力资源的吸纳不断扩大。无论是各种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港台企业，还是中国国有企业大多仍然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确为当时处于劳动力资源高峰期的人口提供了出路。
在此背景下，传统的人口大省比如河南、四川、山东等便成为劳动力资源的输出大省，每当春节前后，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东部沿海尤其是广东的人口流动路线。到1997年，春运人次已经达到1990年代峰值18.2亿人次。
彼时，春运乱象以及运力不足的矛盾愈发凸显，那个年代，黄牛党泛滥、偷盗事件频发。为了限制流量、错峰出行，中国铁路部门甚至一度采取浮动票价制度，但在施行数年后备受争议，于2000年代初期彻底取消。
这一阶段，其实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已经开始浮现，并在下个时期终于爆发……
转折的到来
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春运”基本延续了1990年代稳步增长趋势，2011年已较1999年翻一番，达到28.61亿。这一数字曾经在2014年达到创纪录的历史峰值36.14亿人次，此后3年则维持在29亿人次左右。北京时间2018年2月1日，春运正式启动。官方统计预测此次春运将实现29.8亿人次的大迁徙。
其实上，为了消化“春运”人次一路增长，从1998年至2007年，中国铁路曾经连续六次提速。无论从人口的流动范围变化来看，还是从中国铁路本身的竞争优势下降来看，这些调整的出现都是必然的。但这在当时还是未能消解“春运”的烦恼。
2006年年初自由职业者胡戈在网络上推出网络短片《春运帝国》，讽刺春运蜂拥回乡引致的买票难与地下黑市卖票现象。2010年电影《人在囧途》也以喜剧的消失展示了春节回家主题中的诸多无奈。
虽然直到2014年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不过14厘米，如今，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但其面临的“春运”状况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2011年东部沿海用工荒危机日显。事实上，转折出现在更早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均等化，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效应向内地蔓延。然而，当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东部地区在2008年连续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时，对外依赖程度相对较弱的中西部城市迎来了难得的追赶机会。彼时的重庆曾经成功吸纳数百万外来人口，一跃成为外来人口第三大城市。
也即是说，一方面，不同于第一代人口迁徙潮，无论是农民工还是高校毕业生以及其他，东部已经并非他们的唯一选择，中西部城市的竞争力提升为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另一方面，互联网和全球化环境中崛起的世代，对“春节回家过年”的传统拥有了更多不一样的理解，对春节的团聚、返乡甚至产生淡漠和抵触情绪，加之现代社会对传统节日本身的冲击，这使得“春运”参加与否、以何种形式参加都拥有了各种可能。
总之，中国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曾表示，到2020年春运紧张状况将不复存在，届时发达完善的铁路网全面建成，加上其他交通行业的同步发展，春运旅客都可以像平时一样顺利回家过年。不过，2020年的目标实现与否已不重要，如果诚如预想那样，那么原因肯定远不止如此简单。“春运”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社会的成长进步，也记录了社会价值选择的迭代，它是多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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