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的确又处于一个必须面对的十字路口。
2018年伊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撰写《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以国有企业和私有制的存废为题炮轰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主张，获中共党媒力推。而与之相对，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的言论《保卫“改革开放”——2018年天则新年期许发言》亦于此刻在舆论场盛传，其中表达对新极左的愤怒，兼而尖锐指责改革倒退，有重蹈历史之危……
经济纷争的背后是意识形态，而这背后已不仅仅是学界更是朝堂（图源：新华社）
更为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正是在1月末，中共最高层召开政治局集体学习，其主题便是所谓建设现代经济体系。于此可见，在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私有制与国有制也即中国社会主义之经济基础再现纷争，而且已然绝非象牙塔内的高谈阔论、左右攻讦，而且已摆在中南海的案头。
不得不说，在中共正统学术界内颇有名望的周新城引出私有制争论，也许并不是主动的。该文虽然可见其治学有料，甚至还引用了15条注释，引经据典，但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章。因为作者是预设共产党员的身份立场的，潜台词充斥着这样一层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在经典言论中表明了“消灭私有制”的坚定态度，那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持守这一信条，不仅自己要“不忘初心”，而且在面对质疑者的“狂妄地叫嚷”时不能无动于衷，甚至随声附和、深以为然。
更具杀伤力或者说更有可能令对手哑口无言的是，周新城披露了最高层的态度。他在文章中说，习近平在2016年10月10日至11日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曾发表过重要讲话（其实并非周新城的首次披露）：
习近平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还要不要?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他接着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业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
这段火药味浓烈的表态并未出现在当年新华社的通稿中，彼时的报道仅仅称，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但如今看来，在最高层，一切早已拥有了内部定论。这大约也正是周新城理直气壮要站出来“消灭私有制”的底气所在之一。但周新城毕竟并非许章润口中那种混杂文革、国家主义、伪装成心学的唯意志论、白左思想的“文宣打手们”，即便是批判那些完全没有立场、或者拥有特定敌对阴谋者，他也不吝解释，“消灭私有制”乃至恩格斯的本意，而且消灭私有制并不是马上、立即，而是可以讨论的、需要时间去逐渐过渡，造就私有制消灭的条件。
其实，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在第十四个问题中说：“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接着提到了三个问题：“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第十七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 也即是说，这是一个完整的规律和逻辑链条。
于此，答案似乎明确，既然私有制的消灭乃是社会发展的规律，那便不纯然是人类主观意志所能左右，而实在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横加干预、将未实现变成一种信条，那么如同商周甲骨卜辞，事前通过凿钻来“决定”占卜结果，而非出于实践本身，有什么意义？不是自欺欺人吗？
当然，回归现实，消灭私有制这一话题在许章润等自由主义者看来，是对改革开放40年成长壮大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公开威胁，将不可避免动摇甚至冲击其信心，尤其是在当下中国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尤其是在中国经济深化调整寄望私营经济更多的背景下。
而对体制内来说，争论的焦点则在它的反面，即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何去何从。废除国有企业则意味着中共将彻底丧失对社会的控制和约束力吗？改革开放40年，其实讲，中共的确在逐步扩大社会活力，从形式上，私营经济形成一种不容低估的重要组成，甚至可能对公有制经济形成挑战，而这种挑战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要义，而市场经济的要义就是效率。但这并非单向的线性逻辑，而是有其积极意义和存在必然的。1978年以前对私有经济的封杀已经证明此路不通，酿成巨大悲剧。
我们不管私有制经济是否符合人性，也不管它今天可能对公有制经济产生冲击，在现实的背景下，周新城所谓“庸俗社会主义”的存在是必然也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庸俗”，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便不会出现今天的进步，也就更不会为私有制顺理成章的消灭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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