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政党，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翻开政党史，可以看到政党的诞生、演变的规律。时至今日，政党数量越来越多，演变速度也越来越快。长期以来，因为中共与西方政党有太多不同，所以很多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人，认为中共迟早会崩溃，会变得和西方政党大同小异。但中共非但迄今没有崩溃，还屡屡在西方政党显露出严重问题的同时创造出发展奇迹。这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疑问，中共究竟与西方政党有哪些差异？
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有太多不同（图源：新华社）
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的不同
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政党，意味着彼此产生的基础和土壤不同，这注定了政党的理念、组织形态及其建立的政治体制会大相径庭。西方文明历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自那时起就存在城邦民主，且城邦国家林立，盛行对外海上贸易活动。后来虽然出现过几次大一统帝国，但要么存在时间有限，要么具有一定程度的贵族制。换言之，在西方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并未出现明显的中央集权大一统，世俗政权的力量一直不太强势，盛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谓国王只不过是最大的贵族或领主而已。即便是被人称为专制黑暗的中世纪，始终存在宗教权力和世俗王权的相互制衡。宗教改革后，世俗政权扩张，宗教神权退缩，但国王也必须联合新兴的资产阶级才能一起对抗教皇。世俗政权的羸弱，使得西方近代在反宗教神权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并未形成对世俗政权的信赖，而是形成一种个人主义本位的国家理性，强调社会契约精神，重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限制国家权力，重视程序正义。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正是因为西方缺乏中央集权大一统的传统，加之古希腊的民主文化渊源，所以在五百年前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才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社会契约精神，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传统，并延续至今。
中国则是一部不断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虽然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分裂，但最终趋势是愈来愈朝向大一统，从而奠定中华文明的主体疆域。自秦朝以来，中国就摒弃了周朝的分封制，建立了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此后两千多年里，尽管分封制偶有复辟，但整体还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为主，而且这套制度经历了不同朝代的巩固和完善后，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既和古代“大一统”思想一起有效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又使得中华文化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化。
相比于西方文化中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诞生于农耕社会，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国-天下秩序，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相辅相成，重视人伦和道德修养，强调“秩序”和“统一”，具有浓厚的集体主义倾向。在认知方面，与西方重视纯粹理性不同，中华文化主张经世致用，强调实践理性，孕育了丰富的道德文化。在治理国家上，西方讲求性恶论，发展出完备的法治系统，而中华文化推崇性善论，故存在重礼治教化、轻法治的传统。
可以说，正是因为中西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所以这种不同背景下产生的中共和西方政党，自然在意识形态、组织形态和政治体制上存在着明显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观点。
意识形态的不同
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会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指导性作用，同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尤其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更是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西方政党之间尽管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存在区别，但大多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底层，即自由民主理论。该理论先是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认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主张群己权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只要不侵犯他人，皆有自由的权利。然后在政治上，既认为政府是避免所有人与所有人战争的必要之举，又担心政府这头“利维坦”滥权，所以必须透过分权制衡和宪政予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应该说，相比于容易酿成暴政的君主专制体制，这种理念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彰显了自由和民主，以至于不少人认为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
中共背后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非常重视人民的整体利益，有一种民本思想，认为“民惟邦本”、“民贵君轻”和“民水君舟”，另一方面却不迷信民主，不赞同民治，而是提倡为民做主。因为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任何社会的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足够理性和能力进行民治，所谓“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故应该透过制度设计把德才兼备的精英选拔出来，由他们来“保民-养民-教民”。至于马克思主义，本源自西方，却因为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诸多耦合之处，比如共同的集体主义价值，都重视历史传统与人的中心地位、都强调辩证思维和实践理性，加之一些历史原因，故在中国获得远超过西方的接受度，重塑了中国人的政治话语体系。
目前因为自由民主理论有西方强大的国家硬实力作为后盾，加之中共正陷入理论危机，暂未能整合传统文化、马列主义和西方文明，提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故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守势。但即便如此，若想理解中共及其与西方政党的差异，就不能不了解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政党组织形态和结构的不同
以组织形态和结构的严密程度而言，西方政党大体分为两种：刚性政党和柔性政党。刚性政党的党章相对严谨，具有一贯性，党纪相对严格，党员实行登记制度，不能随意参加，各级党组织职权明确，党的领导人有较大权力。这种政党在欧洲比较常见，特别是倾向于工人群体的政党多属于此类，比如，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柔性政党的党章则比较模糊，党纪松散，甚至没有党员登记制度，各级党组织职权比较随意，往往仅在选举期间才发挥作用，并且只起着协助候选人竞选的作用，根本没有实质领导权。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属于此类。
中共的组织形态和结构则完全不同，它的党章非常严谨、明确，党纪十分严格，入党程序复杂、门槛高，实行几乎军事化管理，在思想和行动上高度统一，严格禁止一切公开的或秘密的派系活动，各级党组织属于垂直管理关系，党的领导人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拥有最高领导权。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这是因为西方政党普遍产生于选举民主体制之下，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法治相对完善，使得它们能够透过和平的选举运作掌握政权。而且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盛行，注重个人的理性作用，严格的党纪制度缺乏市场。此外，西方社会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治理挑战相对有限。而中共诞生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君主专制传统、并且近代内忧外患、军阀常年战乱不止的近代中国。它面对的是“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不是“要不要选举”的问题，而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根本不存在通过选举去改变国运的条件。这种现实注定了中共只能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和革命党，而不是一个选举党。对革命党来说，要实现革命理想，必须在党内建立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纪律，以达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效果。当然，等像中共之类的列宁主义政党取得革命成功、掌握政权后，又无一例外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挑战，特别是怎样既能维持政治秩序稳定，又能展现多元和民主的困境。
中国共产党经过近百年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图源：新华社）
政治体制的不同
政治体制是国家结构形式，指国家的权力安排方式以及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也被称作政权组织形式。西方政党赖以维系的体制是选举民主，权力通过选举进行转移和分配。这种体制强调的是权力制衡，既有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公民权利的划分，又有纵向上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制衡，同时还有横向上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制衡，以及政务官和文官的分工。
同时，西方体制强调政府的“节制性”，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属于“小政府、大社会”的范畴。而中共建立的政治体制属于威权体制，不光一党执政是基本特征，权力只能在执政党内部进行分配，而且党居于绝对主导位置，是广义政府的领导者和构成主体，“大政府、小社会”的特征明显。当然，中共体制亦具有一定色彩的混合体制特征：起主导作用的中共有点像君主，汇聚名流的政协有贵族制特征，人大和党内民主制度又带有民主制特色。只不过民主的成分相对有限，亟需中共改进治理体系。
上述四大不同，不是为了简单说明孰优孰劣，只是揭示出二者的差异。对于中共而言，无论是意识形态危机、亟待治本的腐败毒瘤，还是去专制化挑战，都说明它仍有许多必须克服的严峻问题，必须通过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已有经验来厉行改革。而那些长期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人，亦有必要放下意识形态的偏见，尤其是在中共透过中国崛起传递出巨大的外溢效应，成为愈来愈不可回避的现实的情况下，理解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急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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