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盘取势，落子开局，从江胡“九龙治水”的时代一路走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强烈的“立中央，强权威”的转型。政治社会的转型，往往是“一转百转”的，涉及到国家、社会、民众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这个过程必然是激烈的、痛苦的，而且转变程序必定要历时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共十九大后的第一年。对于习近平而言，未来5年的执政周期，将是他引领中国走向“建党一百年”的关键时刻。
一个国家之变，首在官僚系统。四十年改革历程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之相伴的是中国庞大官僚系统的种种弊病。“政令不出中南海”，“山头主义”、“宁左勿右”、“官员无为”、“两面人”是其中最为典型突出的五种。它们是中国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而习近平在过去五年，无论是反腐、整风、党建，核心主旨之一就是与这些“弊病”作斗争的5年。因此在此时机，回看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是如何应对官僚主义五大弊病的，是对习近平执政经验的总结，也能对十九大后中国执政理念有启迪和引导作用。
孙政才被批庸政懒政，甚至被指沉迷游戏(图源：Reuters)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经济都在增长。但增速从2007年至今一路下降，尽管近两年持稳，但经济运行并未根本摆脱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如何在放缓的情况下力挽颓势？阻力重重的改革又如何在官员懒政的挫折下继续推进？这不仅需要中共高层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更有赖于作为执行层的地方官员们与北京的有效联动。在这样的关键节点，一种趋势却不得不令人担忧，那就是正在弥漫的“官员无为”氛围。
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任以来，反腐肃风如疾风骤雨，再加上八项规定对干部的约束，经济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新要求不断，致使部分中共官员压力过大，出现一批“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懒政无为”官员，成为中共反腐面对的一个负面效应，以其治罪，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可谓第一人。
“官员无为”的历史演变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官场基本谈不上“为官不为”现象，反而有乱为妄为之象。尤其是“权力寻租”成为不变现象并对地方官员构成直接的物质刺激之后，官员腐败渐成一种被默认的整体机制，并形成强大的体制惯性。但是，这种方式毕竟是不公正不健康的，久而久之，中共执政团队内部物欲横流、中央政府监管乏力，民众对中共的不满日益加深。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曾在《人民日报》发文提到，中国领导制度存在五条弊端，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中共“人民论坛”对此表示，邓小平所提到的干部制度方面的“官僚主义”现象，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官员懒政“不作为”的另一种表述。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共领导体制中一直存在，只是未被重视。直到中国经济逐渐回归常态、原有的政商关系受到极大约束的情况下，“官员无为”的现象日益凸显。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新执政者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方式呈现。
习李王接连惩治“无为”
早在2013年6月28日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曾说“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如果说这时候的中共高层对于为官不为还以委婉劝说、鼓励有为作为主要方式的话，其后的口风显然转向严厉。2014年10月8日的“整风运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表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
除习近平外，具体负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更是多次批评为官不为，甚至为此“拍了桌子”。“（官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尽其责、有作为。对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要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为官不为的典型要公开曝光！失职渎职发生重大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该处分的要处分，该撤职的要撤职！”
2016年5月份，习近平再次就官员的怠政问题发表长篇讲话，认为这个问题“极为重要也十分紧迫”。而中国总理李克强更是指出：“身在岗位不作为，拿着俸禄不干事，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
2016年6月28日，中共最高层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再度释放出习近平和作为中共党鞭的纪委书记王岐山整治官员“无为”现象的强烈决心。接着7月19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罕见地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撰文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表达出中共高层重新收紧党员控制权，政息人亡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官场心态生变面临挑战
然而时至今日，上述政策已实行近两年，但为何仍屡禁不止，众多的怠政官员并未因此改变。中共十九大后，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被批“懒政怠政、欺上瞒下，消极应付中央决策部署”就是一个典型，在这个位置上的官员都是如此，其下面的官员可想而知。
种种官场心态，作为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习、李、王等人不可能完全不知晓。现实中，这些政府官员在执行政策中越来越严重的投机心理和功利算计，显然让他们大动肝火。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他们理想中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表现，也不符合他们要求官员加强执行力的政治要求。
再回到上述问责机制来说，中共官场问题从来不是缺少问责条例，而是执行层面难以得到有效执行。这其中的原因是缺乏参与，官员们认为中央的政策事不关己。对于解决办法有学者认为，仿照其他国家的做法，引入监督机制，让民众、企业、媒体等一些社会组织参与到地方政府的监督之中。
此外，也要强化制度上的建设，通过建立鼓励机制、容错机制、保护机制等措施，用制度来界定有作为者和不作为者；还要强化考核督导体系，严格执行工作责任制，特别是对重点任务，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对于有作为官员予以积极评价和提拔重用，对于消极无为、混日子的官员严格处置。
总而言之，中共官场目前所存在的官员“不为”现象仍然极为严重，甚至有可能将成为一颗改革之路上的“地雷”。伴随着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整个官场呈现出一种“迷茫”和“不为”的状态。如果要继续推进中国改革进程，打通最后一公里，破解官员不为依然是中共所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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