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盘取势，落子开局，从江胡“九龙治水”的时代一路走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强烈的“立中央，强权威”的转型。政治社会的转型，往往是“一转百转”的，涉及到国家、社会、民众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这个过程必然是激烈的、痛苦的，而且转变程序必定要历时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中共党媒一度“山头”林立（图源：VCG）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共十九大后的第一年。对于习近平而言，未来5年的执政周期，将是他引领中国走向“建党一百年”的关键时刻。
一个国家之变，首在官僚系统。四十年改革历程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之相伴的是中国庞大官僚系统的种种弊病。“政令不出中南海”，“山头主义”、“宁左勿右”、“官员无为”、“两面人”是其中最为典型突出的五种。它们是中国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而习近平在过去五年，无论是反腐、整风、党建，核心主旨之一就是与这些“弊病”作斗争的5年。因此在此时机，回看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是如何应对官僚主义五大弊病的，是对习近平执政经验的总结，也能对十九大后中国执政理念有启迪和引导作用。
从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间，中国政坛经历了一次涤荡式的革弊鼎新，不少政坛中的劣质被相继清除，这其中既包括为数众多的腐败官员，也有形形色色的恶劣官场积习。
如本系列文章中所阐述，“政令不出中南海”、“山头主义”、“宁左勿右”、“官员无为”、“两面人”等，这些词语背后，均是过去长时间以来困扰中共的顽疾。要么使得执政党政令不畅，上下离心；要么圈子锢结，利益交换，树大猢狲集；要么阳奉阴违、惫懒怠惰、激起民怨无数……
某种程度上，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第一个政治周期，就是和这些政坛弊病斗争的五年，构成其施政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主旨。其中对“山头主义”的打击和清扫尤为普遍，是中共政坛积弊的主要表现。
回顾以往案例可以看到，基本上举凡高级别官员落马，总是伴随着一个“圈子”的破灭，“山头主义”与“圈子文化”同官员的堕落常常伴生出现，与经济犯罪一道构成腐败的一体两面。诸如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白恩培、周本顺等人，莫不如此。
在2014年中纪委的一次全会上，习近平称“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如今看来，中共五年间的整治不可谓成果不大，至少在高层级官员群体中，面对严肃政治规矩和反腐的高压态势，已不太可能出现类似周永康那样山头广布，掌握可左右中国政局方向的能量的现象。
但饶是如此，中共要警惕的是，“山头主义”依然有其变形，虽然层级和能量大为下降，但在基层政府仍广泛存在，这恐怕是中共“第五个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新挑战。
就其对官场的侵蚀度而言，自然不能同周永康、令计划等人相比拟，但其“优势”胜在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对中共的社会基础能造成直接伤害。
此前陆媒曾报道河北省邯郸市的一桩新闻。该市吴官营乡党委政府“不按实情按人头”向各村摊派“超生费”任务，完成任务返村15%，完不成任务截留“党建经费”等专项资金抵账。最后400多万款项存入乡书记原司机账户，不知去向。
在地方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官员为了维护“小集团利益”，在原来的政策里添加一些符合自身利益的东西，甚至刻意扭曲原来的政策内容，使之符合自身利益，正是基层“山头”的一种典型表现。
另一个案例中，广东省落马官员罗荫国、杨光亮曾在当地官场深耕多年，都当过县委书记、分别形成“高州帮”和“电白帮”，还派生出以罗妻为首的“茂名贵妇交际圈”。在这些圈子里，官员结成利益同盟，“地下组织部长”“卖官掮客”异常活跃，人们趋之若鹜，“山头”越滚越大。
在基层拉帮结派，配置人脉，将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用公共资源作为结交资本，以权力交换维系帮派关系，用种种潜规则进行“逆淘汰”，又是基层“山头”的一大危害。
中共“拍蝇”，拍的也正是这些“蝇”。他们的危害可能并不是显著的、集中的，但其长时间大面积的积累，必致民心低落，大大削弱中共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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