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提出村治的构想，他的“村治”与翟城的村治和山西的村治有所不同，已不再是建设模范村的慈善事业和侧重于保甲制度的乡村治安，而是作为复兴中国的起点和基础来加以提倡的。1930年以后，他在广泛调查和试验的基础上，将村治设想发展为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的出路问题，归根结柢是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复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复活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孔子文化）又铸造了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成了“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结构。他认为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只能走农业立国、乡村建设的道路，其他如俄国 共产党的革命道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以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在中国都是走不通的。他认为这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他提出的乡村建设方案是：从乡村教育、农业改良、行政改革做起，由乡村影响城市，以农业促进工业，逐步建设一个因袭“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传统的新国家。
晏阳初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人”的问题。只有打好“人”的基础，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要建立“人”的基础， 必须明白中国人的毛病：“愚”，最大多数人目不识丁，缺乏知识；“穷”，在生和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弱”，病夫，又没有科学治疗，不讲公共卫生；“私”，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训练。要克服这些缺点，只有在教育方面下功夫。中国人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所以要在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就有希望改造中国。针对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他主张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以实现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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