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春节前后，诸多政治活动、动作和信号集中呈现，引来广泛和强烈的关注。对于其中的常规事态，例如动员基层扶贫、整顿金融秩序、反腐打虎党建、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都有大动作，外界反应比较平淡。有关修宪的话题，特别是删除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细节，成为舆论焦点。支持与批评的声音展开了激烈交锋。
观察人士表示，对于这一改动，真正深入了解中国政情和近年变化，并且理解其内在逻辑的人并未感到多少意外。之所以在外引起巨大争议，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外界对中国政治的陌生。事实上，由于中国政治的庞大和复杂，即使是许多中国人也很难完全把握其内在逻辑。
批评中国受限制
修宪是一个国家的重大事件，事关全民利益和国家命运。中共作为执政党，拥有修改宪法的权力。而一般置身于政治之外、忙于各自生计的普通人，其实也应对此有所知情和参与。而如今出现的一些批评之声，正是这种权利的合理展现。
舆论批评是一种监督和制约，对执政者是良药警钟，能够使其时刻保持清醒和理性，牢记政治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正如中纪委官网在2016年一篇文章中所引的“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尽管中国舆论表达经常受到限制，但是如果的确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民众意向，也会形成执政党不得不尊重考虑、能够影响时局走向的重要力量。
作为中共党员的任志强曾因批评中国时政被“禁言”，并引发争议（图源：VCG）
不同意见和反对批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常态。在许多西方国家，非建制的意见表达有着明确的制度和渠道，比中国更容易落实为具体的法律政策。不过当其发展成为一种为批评而批评、为否定而否定的状况，变成纯粹立场、利益和力量的比拼，则是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另外，西方社会的批评也不是完全自由的，某些不符合“政治正确”的批评经常会遭到法律或暴力的制约。
同所有政党一样，中共也是一个从反对和批评之中成长起来，并且建立新政权的政党。当其取得执政地位之后，也像以往的执政党一样采取了限制外界批评的做法。中共内部也存在批评的空间。中共十八大后提供“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展现民主并整治官场风气，但这种批评受到更多限制。
当然，中国的人大、政协和媒体系统提供了一定的表达渠道，如今新技术革命成为新的展示平台，但是整体上仍然形成了一种突破与限制持续较量、相对均衡的局面。
政治需要专业性批评
为何中国会限制外界批评？中共自身的腐败、官僚主义、不透明、不自信，与西方更为现代化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差距，都是其中原因。这也是外界批评的常见内容。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治的高度专业性。从政者需要对各方有着全面的把握，需要对历史经验教训有深刻的了解，需要确知法律制度的规则界限，需要有特定领域的专长，其思想、品性、行为都要接受严格要求与约束。
中国的决策汇集全面信息，服务整体利益，着眼长远规划。一方面，大多数人的长期利益得到照顾；另一方面，少部分人的短期利益可能会被忽视。两者难以兼顾，对此提出批评十分合理。不过，对这种习惯性决策的认识和评价，更需要放在集体的和历史维度去进行。
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13多亿人口，即使其中1%的人也有一千多万的规模，如果提出不利于其余99%的一致利益主张，也能够形成几乎决定性的声势和能量。
因此，对于中国面向全局和未来的决策，批评十分必要，但是应该主要体现为有限、有序，以及高质量、专业性的批评。
有观察人士表示，一些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者，虽然有更多的批评自由，但是因为成长于西方社会，缺乏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价值观的全面、深入和准确了解，以其自我中心、西方逻辑、刻板成见和意识形态优越感审视评判中国局部事件，误导外界对中国政治的观感。
事实上，对于中国持续数十年的崛起和复兴，西方许多观察者和报道者至今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直至几年前，盛行许久的“中国崩溃论”与“历史终结论”才逐渐从西方舆论中淡去，但是转而又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搭了美国的便车。因此，其对中国政治的批评的参考价值，只能停留在海外舆论影响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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