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将目光聚焦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不考虑其它修宪内容，根据西方政治文化的宪制标准来评价，本次修宪可能是一次倒退。如果再因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或个人崇拜问题而对中共抱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偏见和不信任，又认识不到今天中共和毛时代中共的巨大差别，将此次修宪称之为“复辟帝制”或退回终身制也不足为怪。这是对本次修宪的第一重观感。
但是，大家应该从无数次错误评估中共政策的作用中学会将视野稍微开阔一点，看到除国家主席任期之外，还有其它20处的修改。其中应该特别注意到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一句之后，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涉及“党的领导”的宪法条款，在共和国历史中曾经历多次调整：毛时代因为需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资格而写入、邓时代因为文革的惨痛教训和需要强调集体领导而删去、而习时代因为国家崛起所带来的制度自信和集中统一需要又被添入。关心这次修宪的人应该注意到，每一次修宪背后的不同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需要，知道这一次修宪最重要目的，是要重建中共在新时代的执政合法性，而不是狭隘地理解成只是为给习近平的“连任”铺路，甚至应该说国家主席任期的改变是为了在现阶段更好配合“党的领导”，让宪法与党章不出现矛盾或冲突。这是本次修宪被人普遍忽略的视域，也是大家应该反思的第二重观感。
对中共这次修宪需要从更开阔的视野上去评估，至少有十重观感（图源：）
如果能够注意到几个月来中国政坛发生的几件大事，或许会更慎重地思考这次修宪。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紧随其后召开的一中全会完成高层人事安排，今年1月召开以修宪为主要内容的二中全会，之后是破天荒提前到二月召开的三中全会，再到目前正在召开的 “两会”。短短5个月，中共召开了五次对其和国家均至关重要的全国性大会，折射出本次修宪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围绕新时代执政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不我待的奋斗精神。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正在这条道路上朝着目标疾蹄稳进，尽管流言蜚语可能喧嚣入云，恐怕也只不过是扰攘的浮云罢了。在这样的视域里看中共对修宪负面言论的严厉管控，似乎也有能够自洽的政治逻辑。这是我们看待这次修宪应有的第三重观感。
如果大家还记得五年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记得习近平在那次全会上提出了令人震惊的一揽子菜单式全面深化改革计划，让人们注意到一位新时代改革家的视野——他将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就此前已停滞多年的改革绘就成一幅充满现代想象的蓝图，就知道本次修宪和十九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其实是在兑现一个可能已经被遗忘、但执政者本人铭记于心的政治诺言，这体现的是领导者“言必行、行必果”的政治性格和使命抱负。不尚空谈，且肩负着实干兴邦的时代实践主题，体现了一个新时代领导人负重奋进的政治雄心。这是我们看待这次修宪应有的第四重观感。
如果能对习近平执政以来提出的“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等执政理念有充分认识，尤其是注意到他在过去五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反腐、推进国家监察和司法体制改革，以及极强的反腐力度，就会看到习近平身上充分展现的对制度化、法治意识等政治现代性理念的坚持，就会知道所谓“复辟帝制”或退回终身制的指摘，不过是一些人基于自身政治意识形态的想象罢了——尽管对不少关心国家前途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想象本身也包涵了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积极期待。。这是我们看待本次修宪应有的第五重观感。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逐步形成的制度，需要在宪法中及时体现，纳入国家宪制规范。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正是这些年制度探索的总结，期间不管是“三位一体”的经验，还是“三位异体”的教训，都有必要在宪制层面进行总结，形成符合中国政治运行规律的制度性安排。在这样视域里看本次修宪，看到的就是从邓到习在执政党和国家制度现代化探索上的传承。这种在国家发展长远规划上几代人持续巩固落实的接力过程和西方多党制民选体制有着根本不同。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它恐怕正是中国这样一个在近代以来曾经积贫积弱的国家，能够快速崛起的制度性原因。这是我们看待这次修宪应有的第六重观感。
其实，习近平的传承还不止于邓。六年前就率先提出了“毛、邓、习”的代际传承概念，认为习近平具有在毛邓之后开创一个新时代的素质，而且很可能成为“年轻版的邓小平”；两年前，结合习近平这些年的执政有为，我们又进一步提出他甚至有超过邓的可能。认为，在历史地位上，如果习近平能够一如既往地展现其执政以来所体现的贤明政治家精神，能在制度和个人政治修养层面都不犯毛晚年的错误，他很可能会成为毛之后，既有毛的功绩又没有毛的错误的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领袖。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正在逐渐变为现实。习近平在过去六年已经唤醒并深刻改变了中国，随着这次宪法修改，我们可以预见，如果再给他十年，他一定会给中共和我们这个国家以更深刻的改变。届时不仅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全球第一，还会从一般性大国变成真正意义的全球强国，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最坚实基础，乃至于在其任内就实现国家统一的最终布局，完成国家形态自毛泽东以来的最彻底重塑。在这样的视域里看习近平本次修宪，国家主席的任期调整显然不会是出于他能否再“三位一体”地执政多少年，而是和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前景紧密相连。这是我们看待本次修宪应有的第七重观感。
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拓展，人们应该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苦难，能够看到这一近在眼前的民族复兴前景，能够体会到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革命先烈和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独立与民众幸福而甘愿赴汤蹈火流血牺牲的过程，就知道在这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接力赛中，因为个人的意识形态喜好而抵制这次修宪是多么的狭隘和自私。从西方政治传统的宪制意义上讲，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显然是个退步，因为修宪完全可以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补齐两届任期限制，从而在宪制层面继续保持“三位一体”。但这既不符习近平的进取型性格，也意味目前这位以百倍信心和历史担当带领执政党和人民朝向民族复兴目标大步直奔的领导人将会在四年后必须离任，从而可能为实现这一目标带来不确定性。当宏大的民族使命和两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摆在眼前，在我们这种以灵活着称的东方传统政治文化里，哪里可能对制度有如此僵化的迷思？这是我们看待本次修宪应有的第八重观感。
是的，中国政治制度确实需要继续进步，而且人都是会变的。随着习近平继续执政，谁也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头脑发热成为另一个晚年的毛泽东，禁不住权力的巨大诱惑而想在这个位置上待一辈子，从而导致丧失这一近在眼前的民族复兴机遇。这一担忧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至少有两点现在可以肯定：第一，习近平这些年执政具有明显的政治现代性，他显然是一位有作为的现代政治领袖；第二，他四年后的离任为民族复兴目标实现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要远高于他继续执政却“毛泽东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赌，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把赌注押在习近平身上会保险一些？这是我们看待这次修宪应有的第九重观感。
中国有传承了数千年的政治文化传统，或许今天的中国正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共产党对国家的治理也开始展现现代性，但他们都要服膺于这个国家的文明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这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处。当把视野扩展到历史和政治文明视域，我们就很容易知道，由一个有为的政治领袖推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怎样天翻地覆的改变，也很容易理解简单从西方照搬而没有经历过“中国化”的舶来观点是多么幼稚而肤浅。传统文化当然有其糟粕，但也提供了足够政治智慧，使我们能够更准确认识应如何与时代互动。在这样的视域里，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已经结束封建，进入共和，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在扬弃过程中正成为国家和民族崛起的力量而非拖累。所以，在这第十重的视域里，将这次修宪认为是帝制复辟或回归终身制，不仅是一叶障目，而且是在情绪化地杞人忧天。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愿意并且能够公开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围绕修宪泛起的各种争论又属正常现象。对中共来说，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同时要有包容批评和异见的心胸，要有政治上的自信，能容下不管是温和还是尖锐的批评，要认识到这些批评背后包涵了对中国未来发展和制度进步的关心，过度紧张和过于严厉的反应，反而容易在大众心理层面上坐实那些不实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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