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络上流传卢荻先生的《“新帝国主义中国”论，请慢用》一文，卢荻先生旨在撰文响应各式指责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论断。文中提及2018年2月初，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启程访问拉丁美洲前夕，高调控诉中国是“新帝国主义”，其理由有三点，分别是“中国经贸损害了拉丁美洲的制造业，为后者带来失业和压低劳工工资，以及中国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是落后的、对拉丁美洲是有害无益的。”卢荻先生撰文先解释为何“新帝国主义”，以及分别驳斥上述三点理由。虽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在响应问题之前，有些事情必须先厘清。
中国近年在各领域的崛起引起国际注意（图源：VCG）
诚如卢荻先生提到，主要的指责来自左右二方面，“一边是美国这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另一边则是一些反资本主义的左派”，但更该问为什么这两者形成了舆论的同盟？这不是象征目前的中国社会其实面临了一些着实的挑战吗？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前提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远景，其实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必须走过“挨打挨饿挨骂”的三个历史阶段。站起来、富起来的目标很具体，但强起来的目标则相对抽象，因此如何理解强国也将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未来发展和走向。倘若以为强国就是船坚炮利，那么就只理解了西方强权的表面。西方文明最自豪的并不仅只是它们的船坚炮利，而是其争夺文化话语权的实力。真正的强国不仅是军事强国、经济强国，更同时是文化强国，但这如何能够做到呢？
回到探讨中国是否为“新帝国主义”的问题之上。当尝试回答此问题时，其实就陷入了西方文明的“东方主义”的文化偏见中。当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不见得全面理解，但却用许多西方理论来解释或批评中国社会的现象，这是否公允呢？另外的问题则是，许多学者十分严肃地试图去探讨中国是否为“新帝国主义”，但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其中许多语词定义都充满歧义性，因此导致探讨这些问题非常有可能并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答案，其结果将导致学术上的对立，或者政治立场上的冲突。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就像把利刃，会将认同或不认同中国社会现状的群众一分为二，产生许多冲突。当学者探讨这些问题时，他们以为进行对话讨论了，但却因为问题的复杂性，结果往往只是各说各话，最终还是用权力和力量来解决纷争。当中国学界试图去响应这类问题时，彷佛就陷入了法庭中的“举证责任”（The burden of proof）的要求中。但更根源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社会有这样的责任呢？
这并非是一种反智主义的表现，而只是更后涉的反思问题：当西方学术界高举东方主义的意识型态时，中国学术界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如果停留在同一个论辩的层次，是否就能化解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各种指责呢？尝试响应这类责难显然无法扼止持续的挑剔，甚至将陷入解答与提问的无限循环之中。因此要根源性的化解这样的难题，从策略的角度而言，学界必须化被动为主动，与其停滞于消极否定的批判中，不如积极开展符合当代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权。
中国真正要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就必须开展自己的文化话语权，这个任务其实是十分艰难的，但在此可以举例抛砖引玉。例如当西方学术界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中国学界能否另辟蹊径地去开创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的商业伦理学做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呢？又或者在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已经在国际政治实践上遭遇许多困难时，中国应该如何更系统地提出“贤能治理”的政治哲学理论呢？当前中国社会强调环境保护的开展，而如何开创中国特色的绿色文明必将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带来极大的贡献。这些理论建构都需要时间跟人才的投入，而中国文化和民族的自信心必须奠基在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之上，才能传承伟大的中华文明。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