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具体机构去看待中共此轮超常规机构改革，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将要发生的巨变。肇始于修宪的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其用意，可以用新宪法中的一句话来加以描画——“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这句话加之于未来中国央地关系上，仍是适用的。
3月13日，中国官媒新华社公布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称，“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习近平正在着手重塑中国的央地关系（图源：Reuters）
税收机构改革利害关系何在分析人士指，尽管这仅仅是针对“税收征管体制”的机构改革，但国税（中央税收）地税（地方税收）合并之后，领导管理体制“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这一信号表明，中共有意从“钱袋子”入手重新调整央地关系。预料中共后续还将有涉及央地财税关系的重大改革动作出台。
中国现行征税体制确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行按税种把收入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央地共享税，并同时设立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进行征管。税收盘子在央地之间的清晰划分，从“钱袋子”上面奠定了央地关系格局。
而自2016年5月营改增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推开，因营业税属于地方税务系统征收范围，而增值税则是国税系统征收，营改增后由国税负责征收的税收日益增多。这对税收征管格局亦有触动，客观上使得国税系统日益坐大。
加之中国国税地税系统公务员总计80万人，国税地税两个系统合并，“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地方税务系统无疑面临“减员增效”。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虽未从根本上触动此前的央地分税制，但在未来税收征管“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的格局下，地方的每一笔税收进项都要经过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这相当于揭开了地方政府的财务盖子，中央政府从“钱袋子”上加强了对地方的监督与控制。
这当中也势必包括地方政府的税外收入，比如广受争议数额巨大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数据显示，1999年至2016年中国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达到31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8美元）之巨。中南海亦曾一再表态改变目前“土地财政”局面。
朱镕基分税制奠定的央地关系中国现行的分税制体制，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中国改革的1990年代一笔政治遗产。
分税制之前，中国的财政税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实行“财政大包干”。这一被称为“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下，中央政府因经济拮据而相对弱势，甚至于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亲自出面向富裕的东部直辖市上海市借钱；试图调整财税包干分成比例，中央政府在和地方诸侯的谈判中亦吃尽苦头；兜里没钱，中央政府拟议中的重大改革也无法启动，中国一度有滑向“诸侯经济”“诸侯政治”的危险。
1993年7月，中国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分税制改革设想。为了让各路诸侯接受这一改革，自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朱镕基在其后的两个多月里，奔波地方，一一说服，其间颇多拉锯、博弈与妥协。那段时间的朱镕基压力非常之大，到处都是反对之声。作为交换，朱氏允诺实行分税制后中央向地方进行转移支付，并将土地出让金让给地方。
功夫没有白费，分税制改革从地方政府手中上收了财源，从而为朱镕基其后“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系列大刀阔斧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并一举扭转了中国的央地关系。
习近平力破“诸侯政治”中共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1994年公开出版的一本书中多次检视分税制改革。王侧重的就是央地关系视角，“中国目前处于‘过渡期’，要稳定，要把发展和稳定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重要，即政治一体化，中国的发展，没有统一和稳定就不能谈”。
习近平此番动手税收征管机构改革，也是着意调整央地关系，加强中共党的领导，打破“诸侯政治”，最终树立和巩固统一稳定的政治一体化体制。
这也是习上台以来另外两大政治战役——反腐与中共党建所要达成的政治目标。
北京政治观察人士称，近年来中共政坛经久不衰的“清除薄王遗毒”运动矛头所向，亦是针对胡温时代地方诸侯尾大不掉现象。而分税制改革在克服了旧有矛盾之后，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与矛盾。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跑部钱进”引发民怨之余，亦引起习近平和中南海的高度警惕。
中共建政以来，先后历经了多轮央地关系调整。1956年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其《论十大关系》一书中首次提出央地关系问题，其后中共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运动；在大跃进造成灾难性后果后，中央政府又赶紧从地方上收权力；其后，放权让利在文革中达到最高峰；而整个1980年代中国改革也十分强调向地方放权；到1993年分税制改革，奠定强势中央政府，又是一个轮回。
总体而言，在中国的央地关系历史中，存在一个“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放-乱-收-死”循环。而不独中国，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央地关系问题。比如美国，如果说某一时段中国中央政府权力过大的话，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则权力太小了，这也是特朗普在选举中抨击美国基础设施陈旧，而就任总统后有无能为力的根本原因。
“个人的孩子个人抱”，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和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央地关系模式。应对央地关系难题，各国只有依据具体国情去不断探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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