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惯例，每逢重要会议后，中国的官方宣传机器便会进入高速运转期，推出大批相关配套文章，制作系列宣教节目等，以对中共在大会期间的政治行为进行理论解释或舆论支持。
经历过十九大和两会，相信各界对此已有明显观感。
特别是近来重庆市党媒大量刊文，对已经落马的薄熙来、王立军和孙政才进行密集批判，就体现了中共这一颇具特色的政治运行规律。
向上溯源，我们可以看到，重庆舆论界的纷起发声有其清晰脉络。源头可定位在今年3月10日习近平在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的讲话，习称，对于重庆而言，“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最要紧的任务是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
随后包括重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内，该市各层级均就此讲话展开学习。再接下来，便是重庆市党媒《重庆时报》系列发文，连续披露孙政才案的各种细节及薄孙等人对重庆政治、经济生态造成的破坏，以此强调肃清工作的“当务之急”。
“高层讲话”——“学习精神”——“贯彻落实”，这套貌似形式主义的官方程序背后，实则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中共管控、辖制庞大官僚系统的一种有效路径。尤其是对重庆这样接连倒下两位市委书记的直辖市，进行多批次的密集舆论宣导，不但不是僵化的“不厌其烦”，而是某种政治秩序和政治现实的必然要求了。
由此，外界颇感兴趣的，中共在处理薄、孙两案上的异同，实则有其一致根由——手法固然存在差别，但产生的本质是相同的。
譬如相同的地方，对于薄熙来和孙政才，中共都将其定性为“阴谋篡党夺权”，是“政治隐患”，是“政治腐败”的典型，“一是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
十九大后孙政才成为中共官员的反面典型（图源：VCG）
此外，他们也和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等人一道，被认为在所主政的省市或领域存在遗留影响，有“遗毒”。
这是十八大以来中共反腐的新特征，对于腐败官员，不再止步于对其个人的惩处，而是作系统清理。背后原因是中共认识到，经济犯罪并不是这些高层级官员堕落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也不构成最主要危害，而是对中共一直以来认为运行无碍的政治规则造成冲击。他们的“政治污染”远胜于利益勾连。
两者间的不同在于，薄熙来案先是被定性为经济犯罪，政治犯罪是在其后数年间才渐次披露，而孙政才案则一开始就凸显其政治性质，指其妄议中央，长期搞迷信活动，“政治野心和个人私欲极度膨胀”，“十个必须”条条触犯，“七个有之”样样皆占等。
个中原因，评论者称，在于两案发生时中共政治环境的不同。薄案发生在十八大前，当时中共的首要任务是保证这次换届大会的平稳召开，不被内部或外部的声音干扰。
对于薄熙来的查处，中共建政以来罕有类似先例，加之其犯罪内容的政治严重性和主政时期的广泛社会声望，可以说对中共造成了震撼影响，亦促使其就某些内部问题和机制进行认真思考。
而正因首例，故稀释对社会造成过大冲击的可能，尤其是大会前博弈交织，这样的重磅案件一旦突出其政治严重性，很可能对中共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干扰十八大的正常进行。
同样是在十九大前，孙政才落马，但此时的政治环境已全然焕新。一者经过五年的大力度反腐，社会及国内外舆论对高官落马已屡见不鲜，不致“喧宾夺主”影响十九大的召开。
再者中共核心的确立，使的中共对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视提高到空前位置，同时对内外部破坏干扰的防御能力也空前增强。在此前提下，将孙政才案全盘曝光，发挥其警示作用，证明中共的反腐决心，就成为一种政治需要了。
可见不论同于不同，这些“重庆现象”——对薄孙等人的处理背后，都有一条内在脉络，即服务于中共的平稳交接和稳定运行，不被这些高层级、大范围的腐败案件和腐败官员所干扰，同时又要以此为线索、为警戒，将之作为一个切口对中共自身作以点带面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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