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笔者在不同场合----包括撰写文章和接受采访----多次呼吁《国家荣典法》尽快出台，以统一规范荣誉勋章制度。在2007年全国“两会”上，本人直接提案：建议全国人大制订《国家荣典法》。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笔者的提案中也将再一次包含相关建议。
首先从法理上看，荣典立法应该说根据凿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条16款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的职权；第80条也明确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这一点也得到执政党的高度重视和实际响应，在中共17大上，胡锦涛在报告中明确提到：设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
从常识上讲，人们的确发自内心需要荣誉，也发自衷心追求荣誉。印象中，温家宝总理多次讲到同，经济学家、企业家、银行家身上都要流着道德的血液，并曾直接提到被称为经济学开山祖师的亚当·斯密的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该书开门见山就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个人理解，这种对他人的同情天性，应该就来自于人对荣誉的需要。我们通常讲，人是社会性动物。如果没有误读的话，所谓社会性动物，实质就是荣誉性动物。
福布斯排行榜为什么在全球社会产生巨大吸引力呢？道理应该就在于，这是一个荣誉榜，一旦榜上有名，就会被认为财富英雄，就会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社会的认同，就会给个人带来无比的自我实现的感觉。要不然，还真的难以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努力乃至拼命追求过多的财富。
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首在于健康文明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要如何形成健康文明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呢？荣誉制度应该是关键所在，什么样的荣誉制度，会形成什么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乃至最后形成什么样的社会。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对财富的过分追求，乃至拜金主义，风头正健。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这绝非天然，实际上是荣誉制度安排的结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不是曾经历对财富过敏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阶段吗？正因为荣誉制度影响和形成社会风气和价值观，真正要改变一个社会，可能必须从荣誉安排入手。有识之士都已经认识到，对财富的过分追求，不仅使地球苦不堪负，而且使社会关系日益紧绷，甚至也让每个人精神压力重重。虽不说人类社会就要转移到以财富的追求为耻的阶段，但的确需要新的荣誉的引导，超越纯粹以财富多少来度量人生价值大少的单向度。
在2008年元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公认的财富英雄比尔·盖茨在演讲中提到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制度体系来让自利的动力发挥作用”，需要启动另一个激励手段，那就是“认可”。个人理解，所谓认可，实质就是人对荣誉的需要和追求。
不到半年后，盖茨以实际行动宣示自己追求什么样的荣誉，那就是将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一分一毫也不留给自己子女，从此专注于慈善事业。
应该说，盖茨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博，今天的人类社会，固然仍需要财富英雄，但同时可能更需要慈善英雄，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英雄，如社会企业家英雄、生态环保英雄、科技英雄，乃至政治英雄----伟大的政治家。这一切都需要荣誉制度的安排，以激发人们投身更先进的时代弄潮儿，从而引领社会健康发展。
从现实上讲，应该说，中国的荣誉颁布是比较乱的，迫切需要统一规范荣誉勋章制度。就本人的观察，每年年底和年初，媒体上到处是颁奖大会，作为首都的北京，到各大宾馆或酒店，几乎一不小心就闯进了一个颁奖现场。荣誉颁奖几乎到了滥设滥颁的地步，有一些甚至还或明或暗地标示自己的权威性和国家级别。毫无疑问，滥设滥颁的荣誉损害了荣誉原本应该具有的光荣感和神圣感，甚至会成为假冒伪劣者的大舞台。难道说我们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
问题曾引起相关方面高度重视，如2007年12月15日，国家人事部部长尹蔚民在全国人事厅局长会议上就明确表示，将抓紧研究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框架，启动行政奖励法、国家勋章法的研究论证工作。但遗憾的是，至今似乎没有看到进一步的动态。
法理必要，现实紧迫，规范荣誉制度刻不容缓，所以我再一次郑重提议：《国家荣典法》宜早不宜迟，全国人大应尽早将其列入立法规划.(以上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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