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欧最新博文认为，美中达成和平协议的基线设想已被打破，并担心贸易战还不是两国摩擦升级的最终形式。他也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解释美中产生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担心特朗普及其民粹主义亲信顾问将美中关系带入“懦夫博弈”的危险模式中。
在参加2018年哈佛中国论坛欢迎式、表达了“对中美之间可以达成协议”的看法三天后，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Bridgewater）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于美东周一（4月9日）在领英LinkedIn发表长篇博文，担心贸易战还不是美中摩擦升级的最终极形式。
博文的题目尽显达利欧对当前局势的担忧，即近期的地缘政治事态发展，提升了发生资本战、网络战或真实战争的可能性，理由是地缘政治事件对经济和市场的双重影响已比以往都要强大。
此前达利欧的基线场景是：中美之间的协作非常重要，所以两国可以达成和平协议，但对美国以牙还牙的处理方式非常担忧。但在上周四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再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301关税”，以及中国官方周五快速发表声明后，达利欧的基线设想被打破。
他认为，目前美中关系正式陷入“懦夫博弈”（即胆小鬼先输，game of chicken）的局面，人们必须开始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特朗普在将美国引领向何方？他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不断升级的强硬措辞只是达成和平妥协前的谈判技巧，还是通往战争的必经之路？
但恐怕目前没有人知道战争爆发后的形态是怎样的，就连特朗普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总统的终极战略目标。对此，达利欧建议：考察总统最信任、也与特朗普民粹主义观点最相近的三个顶级顾问，即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白宫贸易顾问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任博尔顿（John Bolton）的言论。而这三个人对中国的立场更具对抗性。
紧接着，达利欧用“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解释了美中产生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他将现有的世界格局与1930年代中晚期时（二战爆发前夕）做了类比，认为两个时期具有九个共同点：
1）巨大的去杠杆化；2）用债务的货币化帮助去杠杆，进而推动市场和经济走高；3）债务的货币化、新兴技术和自由贸易，产生了巨大的财富差距鸿沟；4）保护主义增强；5）由于财富和机会的差距扩大，很多人不再相信系统为自己谋福利，强有力的民粹主义领袖出现；6）新崛起的大国挑战传统的统治力量；7）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崛起；8）趋紧的货币政策；9）内外部存在更多冲突，其中外部冲突有助于民粹主义领袖的崛起。
达利欧援引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的名著《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称，在过去500多年里，全球共出现过16次新兴国家强大超过现有统治力量的情况，其中12次导致了战争，剩余的4次需要超乎寻常的努力才能化解战争风险：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修昔底德陷阱具有周期性，即战争时期会带来和平，随后再走向战争，循环往复。每一场战争中都会有新的统治力量崛起，即存在一个明显的赢家。此时再去对抗这个明显的统治力量就不明智了，因此会有和平时期，直到新的对抗力量崛起。
达利欧认为，民粹主义的历史研究显示，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美国政府动态：民粹主义领袖掌权时是否伴随国内外冲突；民粹主义领袖如何描述敌对国家；国家资本主义是否发生转向。目前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政府已经展现了上述三个要点，即存在战争爆发的真实可能。
例如，美国国内党派冲突导致行政低效、国际关系也存在紧张；特朗普政府最近描述中国使用了“经济攻击”和“敌人”等强硬词汇；美国最开始颁布面向全球的钢铝关税、强调发展国内钢铁工业，甚至是总统用行政令的方式阻止博通收购高通，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
达利欧指出，贸易战将很自然地引导出其他形式的战争，贸易战与资本战就是硬币的正反面。因为贸易/经常账户赤字，必然代表资本账户盈余。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大量赤字将令贸易战为美国谋福利，同样的状态也会在资本战中有利于中国（美国最大的海外债主）。而资本战和其他多种形式的战争状态，注定要比贸易战更加丑陋、影响更为负面。
除了表达对美中贸易摩擦可能会不可挽回升级的担忧，达利欧在博文最后试图给出“主要的政治变迁时期如何保管财富”的建议。他认为，其他人最好像桥水一样，了解自己在哪些资产的风险敞口方面存在优势并加以强化，中和没有优势的敞口；确保投资者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同时要有多样化的配置，不能产生集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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