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有着不同叙述视角的战争，它有时被称作“叙利亚内战”、有时被称作“叙利亚革命”、有时被称作“叙利亚危机”。在真实战场外，话语同样是一个战场。本篇尝试的是从沉默的、被边缘化的叙利亚底层抗争者视角来叙述。穆尼夫强调，当我们试图理解阿拉伯地区的政治运动时，应避免把所有问题都简化为国家中心论和地缘政治问题，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一下小规模政治运动和草根运动的力量。这些政治运动往往是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层面上展开的，并且在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卷入其中或者对这个地区的局势毫无兴趣，而只是采取“反帝国主义立场”的话，将很难理解和认知这些政治运动。
当地时间2012年8月20日，叙利亚阿勒颇，叙利亚自由军士兵站在阿萨德的照片上。 视觉中国资料
反对派的抗争与民众自治组织的实践
卡里尔：你曾经到访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地区，还目睹了叙利亚民众的自治组织。能否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这些人在抗议之处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信息，以及他们在当局不得已从叙利亚国土上撤掉大批武力之后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穆尼夫：是的，我在叙利亚呆了几个月，主要是在曼比季（Manbij），我在的时候大概是2013、2014年，那段时间里，曼比季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座城市恢复和平已有几个月的时间。过程非常和平，城市里没有什么战斗，但因为反对活动声势浩大，安全机构、警察以及政府部门都纷纷逃离该城市。许多政府部门的雇员也随之离开。这样一来，整座城市既没有资源，也缺乏专业人士。
曼比季在叙利亚算是比较大的城市。它当时的居民大约有20万，还有另外20多万人流离失所，加起来应该是有50多万人口。总的来说，抗争者们试图建立起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让人们可以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一方面，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去殖民化的政治形式，对过往叙利亚政府治下的政治空间、文化和思想采取去殖民化。
这就是我在叙利亚所经历且目睹到的情况。这是一个摆脱旧有文化、采取新的去殖民化政治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思考政治、行动主义并以多种方式展开组织活动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可以创造出一个民主政治空间。我不想将这个政治空间理想化。那里显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从很多方面来看，人们所能取得的成就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哪怕他们身处一穷二白的环境中。
他们能够设立“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法庭。他们还创建了整个国家第一个自由、独立的工会。我估计这个工会的成员大约有一千人。他们从根本上重建了整个城市，因为许多人并不具备专业知识。诸多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官员因为感受到了威胁而离开这座城市。而抗争者还是留住了其中的一部分人，但还是有人选择离开，因为这样，他们就流失了一大部分专业人士，后者对于自来水公司和粮仓等的运营工作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他们只好建立或者重新建立所有的这些机构和设施。
这还是在大规模暴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叙利亚政府经常轰炸这些地区，以杜绝新政权的出现，因为当局认为新的叙利亚政权，一个民主的叙利亚，一个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会给那些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者们传递出“错误”的信息，并最终导致阿萨德政权的垮台。相比起军事反抗，叙利亚当局更加害怕的是民主政权的出现。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建设经验和实验正在使得成功变得可能。他们是中流砥柱。
人们在实验着，尝试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创办新的媒体、新的文化、新的话语，尝试着用新的方法组织政权，因为他们如今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研究着、组织着，他们也接触到了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文献。不过这些对于叙利亚的情况来说不是很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需要重新发明新的策略，以便在战争、不安、折磨、信息交流以及做这一切——在被围困地区走私货物和药品等——可能遇到的风险中，把这些理念在叙利亚推行开来。在这些地方，医生们要冒很大的风险，有时候他们甚至需要跨越十个、十五个检查站点才能把设备和药品送达被围困的地区。显然，如果你被拦了下来，那你很有可能被刑求致死。
人们依然在冒着种种风险，采取各种方式支持“革命”。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支持的声音难以传达出来。对于西方世界的观众们来说，这些声音是无法去聆听的，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用阿拉伯语的形式传达出来，同时还是一种经过组织加工的话语，这对于习惯了西方政治的观众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认为这也是叙利亚战局带来的困惑之一。人们无法辨别出那些正在叙利亚发生着的了不起的草根运动，因为某种——在我看来——文明冲突或者误解导致了双方的脱节。
叙利亚的人们需要做一些翻译工作，向国际观众们传递他们的声音，而且不仅如此，外面的人也要尝试让自己能够超越单一的、东方学视角的对穆斯林的理解，超越宗教和世俗的对立，因为这样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叙利亚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
在叙利亚，大多数人信教，是虔诚的穆斯林，因此要让这些人像西方各国一样走向世俗化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也和叙利亚当前的情况不吻合。如果人们不愿意走出东方学式的二元对立视角，并且努力去理解叙利亚发生的一切，那么我想他们也没办法理解叙利亚“革命”的重要性。
卡里尔：曼比季和叙利亚其他地方的自治组织，现在还在运作吗？
穆尼夫：在我离开后，曼比季曾在2014年初短暂地落入到ISIS手中，但即便是在被占领期间，民众也运作着他们的组织，并且抗议ISIS。实际上，ISIS很害怕群众组织，并感受到了他们带来的威胁。在ISIS统治期间，那里的人们成功地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罢工。
现在，这座城市又从ISIS手中被解放。现在，曼比季由民主联盟党（PYD）所控制，不过，即使是在ISIS占领区或者是叙利亚政府辖区内，民众也在建立自治组织。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事实上有些组织活动还处于地下状态。人们拥有地下医院，地下学校，学校里甚至有操场。他们为儿童组织了各种活动，例如绘画等。显然，没有人愿意再把孩子送到公园玩耍，因此他们悄悄地开辟出了这些处在地下状态的新天地。人们可以在这些地下组织和机构里过上充实的生活。这就是当前人们所展开的组织工作中的一种。
曼比季从ISIS手中解放后，人们开始返回这座城市。
“革命”委员会和各地议会依然存在，这样的组织机构大概超过了三百个。它们有着不同的组成和背景，有的比较世俗化一点，有的则和“圣战”组织关系较为密切；有的比较独立一点，有的则没那么独立；有的资金比较充足，有的比较穷，但它们依然在运作着。有些“革命”委员会甚至早在2012年就成立了。
最初，这些想法大多源自叙利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奥马尔·阿齐兹（Omar Aziz），他在2013年被捕，受尽折磨后死于狱中。阿齐兹是其中一个给予人们创办地方自治组织这一理念以启发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地区往往无法联系到彼此。一部分人总爱讨论所谓的“乡村共和国”，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你只能在地方范围内开展自治活动，并且，面对着被围困或者地区间货运难以开展的现实，你也只能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处理这些难题，来为民众提供服务。
这只是这些小型的地方自治组织遇到的其中一个挑战。小型的自治运动，或者说这些小型自治组织的运作方式，常常会遭遇到如下挑战：当有其他不同的组织控制了别的地区时，我们要如何扩大自治组织的规模？要是过去，这显然会引发冲突，但现如今，更多情况下人们能够开展彼此之间的合作，但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当一个国家具有较为集中的权力的话，处理不同地区的问题显得非常容易。当那种号令全国的集中权力不复存在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会带来好的影响，但也会产生坏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不同地区之间会缺乏交流与协作，不过，人们依然活跃和工作着。新创办的大量广播电台，覆盖了叙利亚的各种报章杂志，街头剧院等，在叙利亚难民营中也存在着，它们也都是叙利亚“革命”的延伸。
我不认为这应该被简单地视为发生在叙利亚民族国家框架内的事情。在我看来，更合适的解读角度还包括去考察难民营和散落在海外各处的叙利亚人社群中发生的一切。这些地方也是人们为了应援叙利亚“革命”而开辟出的不同政治空间，他们采取的手段包括筹款、呼吁人们提高意识、互通信息、给各地的政府施压等。
认识反对派：超越宗教和世俗的二元对立想象
卡里尔：一些人宣称反对派，还有非叙利亚政府辖区，也就是“解放区”的民众都是恐怖分子和“圣战”分子。你如何回应这一说法呢？
穆尼夫：我觉得这一说法很不准确。在我看来，“圣战”组织拥有发声的渠道，能让外界听到他们的呼声。他们有不同的社交媒体渠道，还有大批关注者，因此能够发出声音。这和叙利亚底层的情况大相径庭。而在底层那里，人们背景各异，既有更加世俗化的，也有非常激进的“圣战”主义者。
同时，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些人里面也分不同的派系。有全球“圣战”分子，包括ISIS和基地组织在内，他们这些人对推翻叙利亚政权不一定感冒，而是更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一个哈里发国。他们的目标超越了叙利亚人的诉求。
另外，还有民族主义“圣战”分子。这些人的政治理念也有差异，其中一些人，相比之下会显得宗派主义气息更浓，比起其他人更加接近“圣战”分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甚至是最为激进的，包括“伊斯兰军”和“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在内的组织，都曾多次声称，他们支持民主转型，认为人民群众有权选择自己的代表。他们的目标是推翻叙利亚政府，在那之后，他们也乐意登上政治舞台。这和上述全球恐怖组织的目标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
此外，还有叙利亚的“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这一派。自由军是一个概括性的称谓，在它之下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派系，派系之间的意识形态也有所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政治理念上相对世俗化，也更加温和。
事实上许多叙利亚人支持自由军。在很多情况下，自由军是人们用以对抗“圣战”者的选择。在某些地方，你可能会看到抗议活动，人们反对自由战线（Al-Nusra）这一“圣战”组织，并且反复喊出叙利亚自由军——如果他们不在该地区的话——的口号。这是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民心所向。
从ISIS在2012、2013年冒头起，就有民众开始与之作斗争。他们的斗争方式多种多样。在叙利亚，宗教上的虔诚早已形成为一种文化，人们多多少少是虔诚地信教的。这也是阿拉伯地区的文化。而总的来说，左翼政党早已遭到阿萨德以及其他阿拉伯统治者们彻底的摧毁。
政治空间被破坏，并且消失殆尽。在很多情况下，清真寺是人们仅有的、可以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话语表达的场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参与反抗叙利亚政权时，会采取穆斯林式的或说伊斯兰教式的政治话语。这并非是某种宗派话语，或者是排他性话语。很多时候，那是一种包容性的话语，它并不针对少数族群，只不过人们在宗教上很虔诚而已。很多情况下，他们都会传达出反对“圣战”组织的暴力与极权的声音，无论是对基地组织、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军还是ISIS。
我想如果我们没办法超越简单地把伊斯兰教的语言视作“圣战”分子的东方学话语的话，那么，我也不认为我们能够真正地理解叙利亚当前的境况。人们之所以采取伊斯兰教式的话语来传达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耳濡目染的语言和文化。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是宗派主义分子，或者在宣扬某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我想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东方学话语体系，为的是能够理解叙利亚反对派理论的深度和地理独特性。
卡里尔：你提到了公民议会，还提到了武装组织。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早些时候，大马士革市郊的德拉雅（Darayya）地区曾出现过这样的呼声，希望公民派和武装派能够通力协作。这些尝试有多成功呢？
穆尼夫：这个问题就真的需要结合具体语境来看待了。这取决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一些地方的合作比起其他地方来说要更加成功一些。另外，这也取决于该地区ISIS或基地组织势力的大小，以及该地区是否落入到恐怖分子手中。多数情况下，如果一个地方的武装势力非常强大，那公民议会往往会失去其独立性。它们会沦为武装分子的辅助和附庸。
而如果一个地方只有小型武装团体的话，那么它们和公民议会联手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合作，相辅相成，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公民议会会要求武装组织驻扎在城市之外，在前线活动，以避免它们在城市里参与任何形式的活动，等。
我想我们需要考察一些具体的案例来了解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在一些地区，武装组织保卫公民议会，甚至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议会。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它们则是高压的、霸权的，并主宰了议会。
像我前面说的，现如今有超过三百个公民议会和“革命”委员会存在。大多数情况下，武装派和议会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而在其他情况下，合作是失败的，公民议会或者当地的议会组织完完全全依附于对方，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权。
卡里尔：库尔德人似乎在叙利亚局势中是最为激进的一股势力。我们该如何理解他们在罗贾瓦（Rojava）的成功？他们和叙利亚当局、和土耳其、和美国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穆尼夫：他们在罗贾瓦，也就是“西库尔德斯坦”所做的事情显然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且已经在叙利亚北部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库尔德人自治政治，并尝试基于当地政局开展工作。女性在这些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尝试推行自治、民族自决以及其他新的理念，我认为这些显然具有进步意义。
不过，这些政治尝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民主联盟党（PYD）在这些地区往往采取霸权主义，并打击各种反对派。2011、2012年的时候，PYD反对那些支持“革命”库尔德人草根运动。甚至有报告显示，PYD涉嫌暗杀在当地极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领袖Mashaal Tammo。PYD还试图边缘化一切没有完全赞同其政策的库尔德政党。最近，他们烧毁了其中一个政党的总部，还放逐了哈塞克（Hasakeh）、卡米什洛（Qamishlo）及其他地区的一些政治家。
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PYD在这些地区霸权主义倾向相当强，它不允许出现任何反对或讨价还价，在政治决定上独断专行。我认为，把作为政党的PYD，同那些长期争取自治权利、民族自决，反对阿拉伯沙文主义的库尔德人区分开来，并且避免两者的混淆，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这些诉求显然都是合法的，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还有其他民族都应该支持库尔德人的合法诉求。
问题主要还是出在PYD及其同俄罗斯和叙利亚当局之间建立起的某种联盟。这一点并不总是明确的。通常，该党和叙利亚当局的合作是隐蔽的，并且极力避免两者之间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他们和叙利亚当局达成的主要共识是，PYD辖区能够免于冲突，叙利亚政府军不会轰炸这些地方。政府不会对他们采取国家暴力，库尔德人也不会直接地反对叙利亚政权。
因此，PYD一直都反对叙利亚“革命”，并且常常用各种话语诋毁“革命”。在西方，他们经常用一种沙文主义或东方主义的论调来谈论叙利亚“革命”。他们倾向于把“革命”描述为暴力的、由“圣战”分子领导的，在他们的描述中，叙利亚的女性饱受压迫，在国家中、在“革命”中都毫无地位可言等，这些说法基本上采用的是主流的东方学陈词滥调，以避免人们对“革命”的支持，同时也极力避免与叙利亚政府之间发生冲突。
考虑到PYD的立场，叙利亚政府也乐意给予他们以一定的政治空间，许以一定的自治权。这也是库尔德人问题的一个大麻烦所在，不过他们明显有着合法的政治诉求，我们也应该反对叙利亚和土耳其境内对库尔德平民的镇压。
打击ISIS行动：正当化了当局对抗争者的镇压
卡里尔：我们该如何理解ISIS的起源，谁该对它的出现和壮大负责任？叙利亚政府、俄罗斯、伊朗、真主党，还有美国领导的同盟都在打击ISIS，那它是怎么存活那么久？
穆尼夫：显然，ISIS有着几个不同的脉络。我想追根到底，我们还得回溯一下美俄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角力，以及阿富汗阿拉伯人中的“圣战”者们是如何从本国其他地区流向海湾地区的。
那个时候，这些“圣战”分子显然是受到了美国的扶植，这点没什么争议。许多文件档案都表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资助并支持了“圣战”者们。他们曾称“圣战”分子为“自由战士”。这些人在摧毁俄罗斯在阿富汗的势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明显，他们有助于摧毁苏联在当地的根基，甚至能够助推苏联的垮台。
这是ISIS的第一个起源，这也是基地组织的前身。另一个起源则是阿拉伯地区的威权统治。他们打压一切反对派，防范其他政党的组建和抬头，驱逐或者囚禁了许多政治人物，他们折磨这些人，通常会痛下杀手。这就使得人们唯一能够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仅限于清真寺或其他类似的地方。
叙利亚政府和其他阿拉伯政权对萨拉菲派和苏菲派网开一面，条件是他们不要干扰政务。这些派系被允许创办自己的学校、诊所等机构，他们在叙利亚运作良好并且极具霸权色彩。叙利亚当局借萨拉菲派之力摧毁了穆斯林兄弟会。因此阿拉伯独裁统治也是理解ISIS起源的一个基础，因为后者的组成包括了阿拉伯地区不同的萨拉菲派分支。
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教义问题也值得一提。沙特人长期以来都在阿拉伯地区甚至是更大范围内输出瓦哈比思想，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拥有财富和石油。他们也能够捣毁阿拉伯地区的左翼势力，因为左翼对于沙特和美国来说都是一大威胁，因此西方世界也就不怎么反对沙特阿拉伯的所作所为。沙特阿拉伯或多或少形成了一个霸权。他们通过灌输瓦哈比思想，资助学校、大学以及学者，以反对纳赛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对进步政党和共产主义。
所以我认为ISIS的出现是上述众多因素共同导致的，此外还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大部分民众遭遇的边缘化和贫穷。最后，伊拉克战争和美军入侵伊拉克则是导致伊拉克基地组织兴起，以及后来ISIS抬头的直接原因。我想我们应该把ISIS放置在这种横向对比的框架中解读，并把它理解为由多重因素、多个脉络造成的结果。
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的，俄罗斯、伊朗、真主党、美国还有其他势力都在打击ISIS，但在很多时候他们避重就轻。俄罗斯、伊朗、真主党还有叙利亚政府直到2015年都在避免和ISIS直接开战。在叙利亚政府看来，ISIS有助于打压起义的势头，并且把内战转变为一场世俗政权和恐怖分子ISIS之间的“圣战”。他们为西方国家呈上了这两种选择，并且把战争描述为叙利亚政府和恐怖分子的对抗。西方不得不选择更加“正义”的一方，也就是叙利亚当局。
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和伊朗也在采取同样的策略，如无必要，或者ISIS没有直接对它们采取恐怖袭击的话，那就尽量避免和ISIS爆发任何冲突。也只有在最近他们才开始因为一些“公关因素”打击ISIS，为的是向全世界传递出他们在和ISIS战斗的信息，但事实上直到2015年为止，这两个国家和ISIS都没有实质性的冲突。许多针对ISIS的军事行动实际上都是由叙利亚自由军、叙利亚反对派，以及库尔德人领导的。
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阿萨德们曾经利用伊斯兰教和萨拉菲派来巩固他们的统治，确保伊斯兰主义者们能够维持潜在的威胁，以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即：能够保护那些反对萨拉菲派和基地组织的世俗派和普通民众的，只有阿萨德们。
西方国家也好，俄罗斯也好，对阿拉伯地区的干涉让“圣战”组织得以借助他们，把自身的所作所为描述成穆斯林与西方之间的战争，把西方人称作是对阿拉伯世界的威胁。要是这一地区不存在任何西方国家的干涉或者是独裁政权的话，那我想这些“圣战”组织根本没办法坚持下去。他们需要的是混乱以维持势力。“圣战”者们需要的是社会的边缘化、贫穷、独裁政权、政治空间的缺失等条件来施展拳脚。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