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四十年中，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展现了一个庞大国家，是如何由古老而封建的旧“体制”向现代化全面转型的强大勇气与魄力。
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左二）主张采用疏导办法（图源：Getty）
在这个过程中，从传统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与毛泽东共产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官员，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波澜壮阔。他们中从来就不缺乏闯关的英雄，有的人趟过暗礁到达彼岸，有的人却成为改革浪潮中的铩羽者，虽然如此，他们的失败结局并不能掩盖其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启迪。中国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的经验，作为后来者或旁观者，如何从“败局”中提取失败基因，为中国未来改革指明方向，才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拔擢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成为代总书记。鉴于胡对“自由化”处置失当以及和元老们关系的紧张，邓相信忠于自己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且政治风格更为迂回策略的赵能够“站得住”。
赵紫阳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对于这一人事任命，赵在邓小平家以及政治局会议上都表示过，自己“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接替”，赵还称自己的兴趣是抓经济工作和处理实际事务，比较安于总理的位置。
抛开政治人物的这一袒露心迹是否将复杂政治做了简单化处理不说，赵紫阳对自己的“政治舒适区”以及个性与优长其实有着清晰的认识。
赵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到副总理，再到总理和总书记，一路干上来的。
“双峰政治”下赵紫阳
随着文革后邓小平东山再起，与邓颇有渊源的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也迎来政治春天。
短短两三年内，因四川在农业改革和工业改革方面均走在中国前列，声名鹊起的赵紫阳被邓小平抽调入京。1980年，赵紫阳同胡耀邦一起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并于其后出任国务院总理。
作为总理的赵紫阳其务实与实干，充分反映在他游刃有余地穿梭行走于邓小平与陈云之间。当时在中共老人政治中，因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分歧划分为邓小平阵营与陈云阵营，诸多大政方针都需要在邓陈“政治双峰”间取得谅解与妥协。
陈云的经济哲学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邓小平虽然早已对计划经济那一套失去耐心，但是因为尊重陈云的经济权威，尽管在政治不成熟的时候尚未对计划经济发起整治总攻，但邓一直在寻求突破。
针对这一暗中较劲的政治僵局，赵紫阳提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给了陈云和邓小平“一个口号，各自解释”的空间，陈满意前半句，邓看重后半句，从而在邓陈之间取得微妙平衡。
“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设置一个“隔离层”市场，这实质上是试图改变以往政府计划直接干预企业微观经营的局面。这一新口号的提出，给中国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实际政策执行创造了充足空间。
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主持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在学潮和“自由化”掀起政治风波的非常时期，赵紫阳为化解中共党内分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将之作为十三大报告的“纲”。这实际上是用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承诺，换得对改革开放大开绿灯。
总体来说，赵紫阳在地方工作的时间长，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其政治风格上更类似邓小平，不拘泥本本、没有框框；同时，赵亦被指有城府有权谋，善于在政治风浪中保护自己。这一切都使得赵成为理想的中国改革操盘手。
中共改革中的政治稳定戒条
赵紫阳异于胡耀邦的政治灵活性以及策略，最终还是没有帮助赵免于胡一样的政治流星陨落结局。而这或许是根源于，政治上尚残存一丝理想化的赵没有真正意识到“四项基本原则”对中共到底意味着什么。
总书记赵紫阳的理想化，表现在他对意识形态和邓小平交与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两项工作的处理上。
胡耀邦在位时候多次向赵紫阳打招呼，说中央书记处层面换上了较为开明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因而赵主掌的国务院应该下决心解决同样僵化保守的国家计委。对胡的敦促，赵聪明务实地加以回避。而在接任总书记后，赵再也无法回避意识形态问题，这无形中是将自己放在炉火上烤。
赵紫阳向邓小平建议，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主掌意识形态工作，从而剥夺了有着“左王”之称的邓力群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赵并向邓建议撤销左派意识形态大本营的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
相比赵紫阳，邓小平对中共意识形态部门及其工作的看法更加辩证和复杂。邓对邓力群胡乔木掌控下的意识形态工作确有不满，因为左的东西阻碍了邓开创的改革开放进程。但邓从来没有设想过废除意识形态部门，邓深知意识形态控制是保障中共得以长期执政的一把利剑，他要的仅仅是使左派有限度的“靠边站”和“随时听用”。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起草问题上，邓小平明确中国不搞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增加中国全国政协的政治戏份，邓明言政协民主参政议政只是说说而已，不能太当真。
说到底，无论邓小平陈云两阵营有着什么样的政策和政治分歧，但对确保中共长期执政地位他们完全一致，这就是中国政治稳定的全部内涵。
文革之后，直到今天中国政治的基本规律就是要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取得平衡。这一方面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使然，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中国就会四分五裂，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另一方面，是中共作为中国境内唯一成熟的执政党，在可见未来这一局面无法改变。因而未来中国改革仍要处理好稳定这一政治命题。
因而似乎可以说，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下台，是他和以邓小平为首的一众中共元老，在中国的政治稳定问题上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分歧。
习时代中共面临的改革与稳定命题
赵紫阳折戟政坛，这一中共总书记下台势必给中共带来一场思想上组织上的政治切割。在此过程中，邓小平明令一不能搞政治扩大化，二不能停下改革开放步伐。
习近平（中）面临中国改革难题（图源：中央社）
即使在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下，邓小平仍不认为政治收紧和政治控制能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相反，邓得出的结论是，体制僵化保守以及在与西方的经济绩效竞赛中落败，才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政治稳定是为了推进改革，也只有坚定推进改革才能保住政治稳定。在经历了若干短暂的改革回潮后，1992年，邓小平踏上南巡之路，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时代最强音。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对此，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宣布要大事庆祝，此后习并亲自释放了若干重大改革信号。
今天的中共，仍能从邓小平和赵紫阳身上吸取若干改革灵感，以推动事实上久经停滞的中国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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