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四十年中，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展现了一个庞大国家，是如何由古老而封建的旧“体制”向现代化全面转型的强大勇气与魄力。
在这个过程中，从传统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与毛泽东共产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官员，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波澜壮阔。他们中从来就不缺乏闯关的英雄，有的人趟过暗礁到达彼岸，有的人却成为改革浪潮中的铩羽者，虽然如此，他们的失败结局并不能掩盖其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启迪。中国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的经验，作为后来者或旁观者，如何从“败局”中提取失败基因，为中国未来改革指明方向，才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钙，世代所珍。至于其人，山村野夫也。出身边陲，远离京华。无奈赤诚的良知乘时代的大潮将其卷入风暴漩涡。沉浮之间，身影偶现，时而入人眼目罢了。野气未消，钙性难移，但恐所剩无几矣。”
这是1991年初，朱厚泽与其友人黎焕颐在通信中，一篇自题为《山之骨》的小品文。当时朱已从全国总工会退休，距离其只有短短一年半时间的中宣部长生涯，也已过去四年。此后，直到2010年病逝，朱厚泽远离政坛，潜心思考，奔走调研，兼之“东张西望”（其摄影作品集），继续在不同领域深耕贡献。
从1985年7月到1987年2月，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长。他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为“短命”的一任宣传部长，但或许也是最让人难忘的一个，其对宣传工作的“三宽思想”，之于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进京的贵州“新星”
赴北京任职前，朱厚泽长期在贵州工作，是当地政坛的一颗新星。1982年初，朱厚泽在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这是中共中央为考察选拔新生力量而专门开办的一个班，作为班里的支部书记，朱颇为党校领导和中组部的高官们所关注。
当年7月，中青班培训结束前，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约全体学员到中南海座谈，对于胡“勇敢些，朝前坐嘛”的招呼，朱厚泽“大大方方”地径直坐到胡耀邦身旁，且谈吐敏锐，思想解放，给后者留下良好印象。而后在1982年底，朱厚泽即被提拔为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再往后接棒池必卿，出任贵州省委书记。
在贵州主政期间，其学者型特点及对地区发展的独特见解，再度引起中共高层特别是总书记胡耀邦的赞赏。1985年中，为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率先在领导班子中进行新老交替，以为表率，乔石、尉健行和朱厚泽被选中，分别接任政法委书记、中组部部长与中宣部部长。
朱厚泽晚年仍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图源：VCG）
在新部长见面会上，朱厚泽讲话称，“我作为宣传战线的一个新兵，虚心向同志们请教，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出现问题也请同志们及时批评指正。”但实际上在履新之前，朱厚泽已赶赴北京参加北戴河会议，会上在胡耀邦的推举下虽只讲了十来分钟，但被杨尚昆称赞“是个思想家”，可见其早有见地。
“三宽部长”被赶下台
新官上任的朱厚泽，并未大张旗鼓点起“三把火”，而是转为低调谨慎，在广泛接触调研后，才在1986年春季开始提出“宽容”，继而提出“宽厚”和“宽松”，“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
“宽松、宽容、宽厚”，即对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有不同意见的人，采取宽厚一点的态度；争取使整个社会政治空气、思想文化环境搞得更宽松、有弹性一点。朱厚泽试图把中宣部逐渐变成“思想解放部”。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尝试，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带有启迪性、开创性、变革性的新思想。某种意义上，也是朱厚泽在中宣部提出的唯一主张。尽管“存活”不久，但这个在政治夹缝中挤出来的“三宽”，依旧在知识界掀起一股热潮，各种观点、讨论不断碰撞，一大批过去难以问世的书籍获准出版，其中就包括被真实反映知青生活，面世后轰动全中国的《血色黄昏》。
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朱厚泽实际上是清楚的。日后在接受访问时，有人问“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放火了没有？”他答，“当时的情况哪能放火？”1986年，中共政治形势诡谲，高层在改革议题上的主张分歧很大，特别是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原则下，对于具体做法中共内部产生裂痕，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方式较“软”，被认为有自由化倾向，在政治斗争中遭先后赶下台，受到他们赏识提拔的朱厚泽难逃牵连。
文宣应鼓励更多新思维（图源：新华社）
虽然认清局势诡谲，但朱厚泽仍然坚持在下面讲“三宽”思想，这很快引起中央强硬派的警惕。邓力群说，“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和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李先念在报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论也大为光火。
1986年10月下旬，全国范围内的学潮爆发，从一些生活上的诉求很快发展至提出政治诉求，要求自下而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导致胡耀邦辞职。在这场大政潮中，除去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三人被开除出党，就属朱厚泽受牵连最重。
1987年1月，朱厚泽被免职，由王忍之接替。当时主管宣传文化的邓力群也到会，在压轴讲话中批评朱厚泽，“现在是大是大非时期……不管怎么样，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不允许违反纪律，发表错误言论。”面对严厉指责，朱面无羞恼，安坐如常。
今天依旧需要“三宽”
朱厚泽在被宣布免职的会上，有一个简短讲话，虽然平实但颇为精彩。“我来中宣部工作一年半时间。来的时候，我就提出自己不适合这项工作，但按照中央的决定来了。现在仍按照中央的决定，接受新的任命。来的时候违背本人意愿，但服从组织决定；走的时候服从组织决定，也符合本人的意愿。”
朱说，“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我做得好的，有你们的功劳；做得不好的，由我一个人负责。我相信，在历史面前，任何人的功过是非，都将得到历史的鉴定。”他虽坦然接受被赶下台的结果，但却并不觉得自己的主张有何不妥。
此后从全国总工会退休后，朱厚泽仍旧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在2008年还撰文《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个人博客的最后一篇文章则使“中国需要宽容的文化精神”，始终呼唤“阳光政治”。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被认为是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难得一见的“小阳春”，这其中不能忽视朱厚泽的作用，特别是他的“三宽”思想，虽然在当时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之下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其想法无疑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宣传管理策略，这同之后中共宣扬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实际上有着相似的立场和态度。
回过头看，曾经“不合时宜”的三宽思想，放到现在，也许是中共宣传系统更应拿来讨论、研究的。
三十多年的发展以来，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和道路自信的基础已经在基础意义上更加扎实，一些甚至看上去非常敏感的议题，实际并不能对中共执政造成动摇，也再难以引起大范围的社会相应。而相反的，这种激烈的、深刻的、对立的讨论，却会更进一步活跃舆论场，在侧面以一种宽容的姿态，印证中共的道路自信。可以看到，近年来舆论场中所谓左右声音逐渐从右盖过左，变为分庭抗礼，便是一个明显例证，这种论战本不必警惕，也无需压制。
不过遗憾的是，某些时候宣传系统仍不能真正“解放思想”，对中国社会面对各种舆论乱流的消化和辨别能力不够自信，仍旧以为封堵是最为有效的办法。这不但不能如官方所愿“统一思想”，反而可能导致走向极端，乃至道路以目。
就如朱厚泽曾说，“中国靠什么统一思想？不能定于一尊。要多元化。社会就是多元。”而要容纳多元，则再看“三宽”，其闪光之处就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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