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报道又称“揭丑”报道。报道者通过自己比较长期而完整的亲自积累、观察与最近的调查研究，对某一或某类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所进行的深入、系统或深入详细的报道。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事件”，里根政府的“伊朗门事件”，都是调查性报道的杰作。美媒认为，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减少将扼杀创新精神，不利于实现经济大国梦。
《纽约时报》4月28日在题为《中国调查性报道的衰亡》的评论文章中指出，2000年代初，调查性报道的繁荣被誉为公民权力增长的最突出例证。而在1989年后，调查性报道却逐渐消亡。
本文的作者、一家研究公司的社会政策的分析师高雨莘（Helen Gao）指出，调查性报道渐少——其衰退速度和崛起一样快，这使披露丑闻的记者们感到茫然。
萎靡的志气行将扼杀创新精神、专业水准，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期以来的“拼搏”风气。这样的后果，对于中国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志向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
文章称，调查性报道的繁荣是在政治和社会条件的积极调整中实现的，它助长了公民对社会变革的希望。凭借着这些成功，《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大河报》这样的地区报纸在全国都有了知名度。
调查性报道是西方报刊上的一种特殊报道形式，专门用来揭露社会阴暗面、政府黑幕、大企业罪恶勾当及黑社会内幕等等（图源：新华社）
不过，审查程度日益加深，调查性新闻失去了优势，也随之失去了读者。收入的不断减少迫使报纸解雇了调查记者，有时甚至取消了整个部门。
据中国高校中山大学2017年12月的一份报告称，调查记者的数量在六年内减少了一半以上，只剩下175人。文章称，对于留下来的记者来说，生存取决于他们驾驭这种新现实的能力。
文章指出，对现状的屈从，在年轻人中非常普遍，他们甚至有一个标签：佛系青年。他们采取的是一种非竞争性的、自由放任的存在方式，它基于这样一种观点：那些达不到的目标几乎都不值得争取。
文章称，新闻调查的黄金时代伴随着社会的全面繁荣，这并非偶然。
记者们揭露的丑闻在大学校园里激起了热烈讨论。记者们的工作所促成的透明度，使得企业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上拥有了更稳定的立足点：中国最大的一些企业集团，比如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就是在那个时期成立的。
文章指出，十多年前在报纸上扎根的原则和信念，未能在新闻编辑室里留存下来。在摧毁调查记者帮助建立的社会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可能不仅在耗尽这个社会的活力，也在耗尽对中国未来的愿景。
不仅如此，据美国之音4月25日报道，倡导新闻自由的 “无国界记者”组织于4月25日发布“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在报告评估的180个国家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持续排在第176名，位列倒数第五。
特朗普多次公开攻击媒体及记者威胁了新闻自由（图源：VCG）
报告还表示，中国模式的影响也波及泰国（140名）、马来西亚（145名）和新加坡（151名）。
“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说，亚太地区仍然是全世界侵犯信息自由最严重的地区。在180个国家中，朝鲜的排名依旧垫底。
在谈到美国时，报告说，在乐于抨击媒体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领导下，以宪法第一修正案著称的美国新闻自由指数比2017年又下滑了两位，位列第45名。
“无国界记者”每年公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榜单。北欧国家常年居于榜首。挪威连续第二年被评为全世界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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