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句话在北京大学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从最初的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校，历经蔡元培、蒋梦麟时代，再到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以及文革时期的混乱与大规模批斗，不同年代的北大，似乎内里总有一种“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铜豌豆精神。而这，也是今天很多人感叹“北大已死”的悲愤点，亦是人们为那封公开信和那张大字报鼓与呼的情怀所在。
于是人们忍不住发问：北大还是蔡元培时代的那个敢于“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北大吗？北大还有西南联大时期那种“行我所行、无问西东”的气质吗？北大还有骨气喊出八十年代“小平，你好”那样简约而不简单的口号吗？
北大性侵案继续发酵中，有人在北京大学校内张贴大字报以声援岳昕（图源：千千现在发言微信截图）
不断的质问之后，倒逼出了一些“怪谈”，其中便有之于“搞臭北大”的担忧。按照北大教授温儒敏的说法，“作为北大老师，我对北大的优势和缺陷都了解，几年前我关于北大清华人大三校比较的讲稿，曾广为流传，其中对北大就有严厉批评。
说实在，北大办学很不容易，动辄会被弄到火上烤。信息社会有种戾气，对北大是不宽容的。不久前批判北大的声音虽然不无根据，但是有节奏地运作，希望在120校庆之时搞臭北大。
”究竟谁在搞臭北大？自媒体人“六神磊磊”将搞臭北大的人粗略地分为三类：第一种是自家通过搞女学生而搞臭北大的人；第二种是通过搞提出问题的学生而搞臭了北大的人；第三种是觉得本校老虎屁股摸不得进而只讲立场不讲是非的人。此一归纳，成为北大校庆前夕一枚不容低估的舆情炸弹。
不得不说，过去一段时间，北大这座中国知名高等学府就不断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舆论漩涡。先是沈阳性侵案，接着是由此而起的公开信与大字报风波，再接着便是与120周年校庆有关的种种。频密地聚焦之外，问题亦随之产生：当人们关注北大时，究竟在关注什么？是抱持着看热闹的心态关注它如何“今不如昔”，还是以北大为载体和样本来表达对当下严丝合缝管制的不满？
不管是看热闹还是表不满，至少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人们在谈到北大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谈到所谓的“北大精神”，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北大传统”。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什么是北大传统？
当代中国较早研究自由主义的独立学者刘军宁早在20年前，就挑破了外界对于北大传统认知的片面性。有人说北大传统是拥护革命的传统、坚持爱国的传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可在刘军宁看来，“若说北大传统是革命的传统，中国近现代经历了两场性质根本不同的革命，而且看不出北大与这两次革命有特殊的联系，也从未有被公认为能代表北大的人物声称北大有这一传统。若说北大的传统是爱国的传统，爱国是几乎中国每一所学校的精神，又如何把北大与其他学校区别开来？若说北大的传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北大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的确发挥过重大的作用，然而，在中国，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又何止北大？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说传播什么，其传统就是什么。”在破除了外界一些刻板认知外，刘军宁也试图确立自己对于北大传统的理解，那就是“自由主义”。因为“中国的读书人对北大传统的认同，不是对北大门户的认同，而是对北大传统中所凝聚的、所代表的开放的、自由的价值观的认同。”如果此论成立，那么今次能真正搞臭北大的力量，应该不纯粹是质疑或批判北大者，毕竟小骂也可能帮大忙，而是一边呼唤着“北大传统”一边却在违背着北大开放、自由的价值观的力量。
因为没有了“兼容并包”，没有了开放自由，北大的实体即便还在，也等于名存实亡了。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2年，其时中共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通过报告，计划大体在北大建校120年前后，基本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此后再用15年或更多时间，将北大建成更高水准的世界一流大学，在2048年前后，力争让北大走在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理想很丰满，习近平5月2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也是满满的正能量，目标也锁定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打造，但现实往往很骨感，尤其是当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与自由主义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很难想象如何继续“兼容并包”，进而真正回归北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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