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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强势“回归” 习近平理论突围

北京时间5月4日,习近平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在近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习近平视察北京大学时特意前往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宣传机构也展开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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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共指导思想,也反映了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图源:Reuters)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一系列关联度极高的政治活动集中出现,既有特定的原因,也能显示出中共新动向。作为中共政治理论重要源头,马克思主义虽然从未被束之高阁,如今仍然堪称强势归来。这背后有许多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有望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对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升温三大原因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生于1918年5月5日,逝世于1983年3月14日。他是一名德国人,在工业和科技革命、社会运动、全球化和战争交织交错的年代里,提出系统性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方面的思想,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

中国是深受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之一。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至今将马克思主义列为排名第一的指导思想。中国官方于此时纪念马克思,宣传马克思主义,本属正常,不过其背后原因却是多方面的。



首先,适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中国政治文化里,对历史事件逢五逢十的周年比较看重,百年时节则更是如此。这些年度的纪念或庆祝活动,规格一般很高。对中国而言,马克思虽然是一名外国人,却被认为是指引其组建执政党,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并实现国家崛起的一位重要人物。隆重纪念马克思200年诞辰,是中国政治的应有之义。

其次,中共政治理论重新整合。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共最新指导思想。其主要基于中共十八大后五年来,习近平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这一新指导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后,与马克思主义等指导思想并列。然而,各种思想理论之间关系复杂,新概念的提出,必然需要与原有的思想体系进行整合。或者说,基于中国实践提炼新思想,是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中国化的过程。直接对接马克思主义,也才有望跳出既有理论体系的束缚,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大理论成果。

再次,习近平本人与马克思主义有较深的理解体会。据悉,在20世纪70年代,习近平于陕西省梁家河插队时,就曾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些经典著作,并提到了《共产党宣言》。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迹象就逐渐增多。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中央学校向进修的县委书记们表示,共产主义“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

此次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说,“要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化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认识,教育他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

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强调,其实正反映了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对政治理论的重视,以及当下该党所面临的一种理论困境。



中共理论危机与突围

中共是一个理论型政党。该党的成立一方面源自中国的特殊的时代环境,另一方面正是比较直接地源自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思想理论和实践体系的激发与引导。长期以来,不论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是中国化后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中共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中共赖以生存和行动的纲领。正是这些指导思想,将中共凝结成一个有着共同理想和利益追求的组织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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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后,意识形态趋于统一(图源:Reuters)

不过,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提出,与改革开放共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已指导中国实践长达40年时间。如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已呈现出与先前非常不同的形态。这可以从中共十八大和中共十九大两个时间节点中国整体切面的对比可以看出。

实践的不断推进,蕴育了新的思想理论,也产生了对新的思想理论的需求。这种需求,集中表现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身上。中共十八大前,中国政坛乱象迭出,腐败深度蔓延、政治秩序紊乱、官民矛盾尖锐,中共面临严峻的执政合法性危机。中共内部意识形态衰弱、左右(中西)价值观分歧、政治理论滞后,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中共官媒一度抨击“不信马列信鬼神”官场现象,便反映了作为中共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尴尬处境。

而在中共和中国的党、政、军、社会、市场等等各个领域都在发生巨大转变之际,中共意识形态重新统一,新的政治理论也于此时出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物质与意识、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的又一次证明。

另外,随着国力渐长,在国际层面面临更大的责任和压力。这也要求中国能够形成基于新时代状况的新的政治理论,一方面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参考,另一方面也能回应因为国家利益或意识形态差异而出现的偏见和指责。

毛泽东在1937年写就的《实践论》里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句话也出现在了今日中国官媒的宣传中。

分析人士表示,马克思主义与其中国化后出现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简单的上下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固然马克思主义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其与之后出现的真理,都是在各自时代里具有同行分量的历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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