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北京贸易谈判之后，有关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访美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是，从这种安排计划的变数来看，特朗普政府内部就如何解决美中贸易问题存在不小的分歧。
美国积极筹备第二次对华贸易谈判的同时内部意见分歧逐渐显现（图源：Reuters）
中方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团于5月11日访美，按计划于12日会晤美国官员，讨论的焦点是北京将采取怎样的具体措施减少目前高达3,370亿美元的美中贸易逆差。此次会晤将影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访美安排。
北京谈判期间，刘鹤曾想美方提出一个贸易问题框架性建议，主要有8个方面，其中包括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的各种贸易调查、调整对中国企业中兴的惩罚性立场、美国政府允许本土企业向中国企业出售更多高科技产品，包括半导体。
除此之外，刘鹤还向美方提出一些妥协性承诺，包括减少汽车进口关税、放松对进口电影的配额限制等等。中方还承诺，将执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此前在博鳌论坛演讲时所做的承诺，适度开放国外汽车企业及金融服务企业在中国参与市场竞争。而美国考虑调整中兴封杀举措，则被视为是此次谈判的积极进展。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雷曼（Thomas L. Friedman）认为，中美贸易谈判不单是为了解决一次贸易争端，而是中美两大经济体重新定义彼此经济和权力规则的斗争。这不光和贸易及关税议题有关，这更关系到未来。
弗雷曼认为，现在正处于定义中国经济与西方之间关系的历史关头，美国的第一要务应该是团结盟邦，将中国推向正确的发展轨道，而不是在贸易问题上疏远本不该疏远的盟国。在应对中国这一大经济体方面，美国不可能单打独斗。
不过，以美国财政部长努钦（Steven Mnuchin）为首的一些内阁成员，一直在敦促特朗普总统尽快达成一项聚焦于削减赤字的协议。但是，包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则要求中国必须实施更具实质性的长期结构性改革。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在《金融时报》刊文称，中国需要一个能够更加有效分配资源的金融体系，包括将更多资源转向服务行业、中小企业，这就需要中国修复银行体系的漏洞、加大监管力度，以缓解金融风险。外界应该给予习近平及其团队更多时间，允许其团队在经济改革领域取得成功。
普拉萨德认为，习近平在第二个任期主推开放、改革和经济自由化议程，尽管中美贸易关系起起落落、充满波折，但习近平力推的这些国内经济改革议程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更大。
虽然北京谈判没有达成具体协议，但彼此都已亮明底牌，接下来关键看如何弥合分歧，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除了和特朗普内部意见不统一以外，美国商界也担心，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可能由此引发贸易战。
而且，共和党建制派也不希望中美打贸易战，影响今年年末的中期选举选情。在美国提交给北京的愿望清单红，明确提到北京反击不要瞄准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美国谈判解决贸易争端的愿望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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