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殿文／薛仁明回归胡兰成学术思想的原点，从其人、其道、其艺切入，再以各方爱恨两极的论点，铺陈胡兰成人生，重新理解胡兰成思想脉络，提出另一种较符实情的诠释，反令胡兰成和张爱玲「倾城之恋」于七十年后更加明朗。
青年历史学者、现于台东教书的薛仁明，早在自己唸台湾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时，就对中国传统儒家无法提供安身立命之道百思不解，于是决定休学半年，自己去寻找答案。现在，薛仁明在只有人口不到一万的台湾小乡镇教书，却以一部《胡兰成．天地之始》，引起了全球华人文化学者的关注。
本书出版之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就已看过全文。王儘管半年前以英文发表对胡兰成研究的总结，但他看了四十一岁薛仁明所写的生平第一本书就坦率指出，本书「见解独到，非常佩服。我们的诠释立场也许不同，但是因?有了批评上的对话，可以丰富这桩历史公案的複杂处」，外界公认是「胡兰成传人」的作家朱天文更放下手中忙碌的电影剧本，慨允写序。
薛仁明笔下的胡兰成何以一鸣惊人？原因之一正是他回归胡兰成学术思想的原点，从胡「其人」、「其道」、「其艺」三方面切入，再以各方爱恨两极的论点，铺陈出胡兰成的人生道路，在重新理解胡兰成的思想脉络下，提出另一种较符实情的诠释，反而让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七十年之后更加明朗。
「如果要以中国历史人物比喻，我觉得是像张良这样的人物」，薛仁明认为，胡兰成是个集「大志」、「天真」、「严厉」于一身的求道者，近代史的历史舞台让他在生死成败的边缘、善恶是非的边缘上试图安身，他则自称是「干政治的人」，他自己向唐君毅自嘲是「纵横家」，阿城评论胡兰成为「兵家」，日本人则称他为「亡命的革命者」，但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常人所没有的才华与器识，这也让他极受争议。
事实上，胡兰成为一个思想家、文学家是毫无疑问，偏偏他又不想只是做「传统上的知识分子」，诚如他自言：「惟以文学惊动当世，流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书者！」
先从文学上来看胡兰成，就是「刀光血影」。薛仁明还原了胡兰成做为文人的「真实面貌」：胡兰成平日虚虚实实，似假似真；但是，一旦较真起来「完全是两刃相交」：像早在他流离温州时，头封给梁漱溟的信就是「寒光气凌人」。更不要说胡兰成在日本直接批评好友川端康成耽溺于美，《雪国》之后，诸作品已堕入艺术的幽闇之谷。
与唐君毅隔海论学
薛仁明也详读了他亡命东瀛，与挚友唐君毅隔海论学的十九封书信，其严厉与直接，也俨若一场「对决」；即便友谊可能破裂，仍是半点不容模糊。「我对于有可期待的朋友，每每进言至于被憎怒为止，但是终亦不悔」。胡兰成自言，他做学问的方式没有退路，「往时的剑客遇到高手，即与较量，一面暗暗喝采，一面试要打出对方的破绽来，为此至于不辞丧失性命，并非是为胜负，而是为要确实明白剑道的究竟」。
对于感情，又何尝不是残忍的面对真实？薛仁明指出，胡兰成和张爱玲之间的爱恨情仇，首先自曝的是胡兰成自己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一章，否则世人也不会开始把负心汉这一名词套在胡兰成身上，但既是负心汉，明明胡兰成对不起张爱玲，为什麽要他自己先自曝其短？其实他不但是挑战自己，也是挑战整个社会。
只是这样的「真实」不一定为社会所接受。特别是「有眼里揉不得砂子的气质」的张爱玲，而这一点中国大陆画家兼评论家陈丹青也指出，胡兰成以「民国女子」来描述他和张爱玲之间的关系，很深入很诚恳，是「中国所有谈男女关系的文学中，所没有达到的境界」！
诚恳的部分，主要是指胡兰成揭露自己情欲背后的思考，陈丹青以一名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包括许多思想进步的共产党领袖也都经历了三次以上的婚姻、外遇不断，但是没有人讲出来，而胡兰成被当成过街老鼠，主要是他对于「追女仔」的描写，造成「所有女人都厌恶胡兰成，因为她们都把自己假想成那些被胡兰成欺骗的人！」
所以当胡兰成还原和张爱玲及其他女子的关系时，其实读者也被「挑战」了。不但挑战了宋明以来的社会礼教、也挑战了保守的情感价值体系。
而胡兰成之所以被讨厌，也来自于他另一个「汉奸身份」，他担任汪精卫政府法制局长、政治排名高居第五，涉入政治可谓很深。
「我不要个人的修行，我是要一个民族的修行。」胡兰成说，他念念不能稍忘政治，因为事涉民族之集体修行；但他同时不敢或怠学问，因为那是修行之根本自觉，但是随著日本势力的垮台，他展开流亡生涯，胡兰成逃亡五年，在学问上仍「一路斩杀」，其实一面反省是什麽吞噬掉民族集体修行之正果？从最早全面观照文明的作品《山河岁月》，到至晚逼视著世界劫毁的《今日何日兮》，胡兰成反覆求索三十馀载，遂断言祸源乃在理论学问之「抽象化」。
这个「理论学问之抽象化」其实就是直接批评中国近千年来的思想体系被宋代大儒朱熹以降的心性之学所禁锢，也对近代牟宗三、唐君毅的「新儒家」学说提出批判，当归隐山林的中学教师薛仁明因研究所导师林谷芳的引介再次读到胡兰成晚年著作的《今日何日兮》时便豁然开朗，胡兰成在人世间的谋略布局、在思想上的自由练达，才能拥有「杀尽始安」后的自在安然、达到安身立命之境。
也是因为如此，薛仁明对于余光中批评胡兰成「游戏人生」、「名士习气」云云也提出辩护：「一则是台湾在一九七零年代过度的儒家本位，且有宋儒式的闭锁，而在宋明理学之氛围笼罩下，凡与传统沾上边者，每每会带些陈腐的道学味；也因此，习惯性地会对道家式的生命型态，多有贬抑……再者余光中本人多少是有些英国绅士味，自然也带著绅士的正经与严肃，与胡兰成的跌宕自喜，恰好直接犯冲。」
薛仁明认为余光中就很难如实地看待胡兰成，将「游戏三昧」与「游戏人生」混为一谈，他认为以余之中文造诣，当然不可能不晓得这其中之分别，问题仍是在于胡兰成的生命实感(不管是感情上或是政治上的)，余光中可能无法如实地体会。
余光中如此，更不用说其他学者，包括大陆学者、《胡兰成传》作者张桂华口中「胡的所有著作，都只是一个落伍文人的随便谈谈」。而要理解胡兰成生命中最后三十年的行止与著述，薛仁明认为唯有真实面对自己的人生，也必须扣紧了这个基点，才能重建人世之「大信」，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
新张爱玲现象：缘灭缘起胡兰成自剖《小团圆》
张洁平、张殿文／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轰动全球华人社会，自剖与汪政权高官胡兰成的恩怨情仇，引发「新张爱玲现象」，让文学张爱玲和历史张爱玲首次紧密交缠，开拓了张学新疆界，被誉为中国的《追忆似水年华》；也意外地和新一波「胡兰成热」与翻案同时出现，互为对照。
二零零九年春天，十六万字的《小团圆》在台湾、香港揭开面纱。这部完成于一九七六年，写作十个月，却从此尘封三十三年的长篇小说，一经面世，便因为它极浓厚的自传色彩，轰动全球华人社会，也登上畅销书的榜首。
不同于以往小说里，远远地写人家的故事，这一次，张爱玲把练得纯熟的嘲讽的利刃对准了自己。《小团圆》所揭示的内容，让曾经自认为熟悉张爱玲的人都目瞪口呆。这不是一次粉墨登场的亮相，反倒像一个女人站在舞台上的卸妆。但她的坦率自白，揭露了她和当年汪精卫政府的高官胡兰成的恩怨情仇，历经沧桑，还是又爱又恨。
犀利自剖的《小团圆》，让「文学的张爱玲」和「历史的张爱玲」，第一次如此紧密的交缠。文学的惊艳之外，读者获得了意外的历史惊艳与惊讶。这是一种「新张爱玲现象」。和过去的「张爱玲现象」不同，读者不再是在云里雾里看一些动人的故事，为她的文学的风格而感动，如今却是「对号入座」，发现张爱玲隐藏了几十年的隐秘。从她在纽约堕胎到家族的同性恋，从胡兰成的「劈腿」到他的政治冒险与入狱，都迂迴曲折，亦幻亦真，并同时展示那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年代的複杂性，不能再用黑白分明的二分法来评价。文学的，竟也是历史的，开拓了张学研究的新疆界。
张学研究的新疆界，也意外地遇上了新一波胡兰成热与翻案。就在《小团圆》出版热卖之际，为胡兰成翻案的书籍亦即将在台湾出版。一股胡兰成热也正启动，焕发出一股要为胡兰成翻案的强大动力。台湾麦田集团旗下的如果出版社和印刻文学都有动作，青年历史学者薛仁明多年研究完成全新的胡兰成评传《胡兰成：天地之始》，重新评价胡兰成的历史地位，亦全面肯定他的文学成就。新传记也得到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的肯定，跨刀引介，台湾的著名女作家朱天文为其作序。这是台湾引爆的新一波「胡兰成热」，与「新张爱玲现象」恰成对照。
这也是「新张爱玲现象」所蕴藏的巨大讽刺。七十年代张爱玲写《小团圆》，就是为了抗衡胡兰成，恐怕台湾作家朱西甯根据胡兰成提供的材料写《张爱玲传》，而匆匆在十个月内赶写了十六万字的小说。但如今拖了三十三年后出版，却又遇到新一波「胡兰成热」掘起。张胡相生相剋，竟是巧合的异数。
这亦不是第一次「胡兰成热」。一九五零年代日本的文化界已经视胡兰成为「伟大」人物，如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⒑的政策拟定灵魂人物矢部贞治和胡相会之后就表示：「这位胡先生，我先在报上看过他的文章，还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伟大的，他简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今天我真不虚此行。」根据薛仁明的研究，连一九五一年美日准备签订和约时，胡兰成都参与并且协助。后来何应钦将军访日，了解日本政党对胡兰成的尊崇，间接促成了胡兰成到台湾的因缘。
儘管胡兰成隻身在台湾待的时间不长，且因「汉奸」身份屡遭杯葛。但当年他所影响的年轻人从朱天文、陈玉慧到林谷芳等，都已是文化界的一方重镇，这是第二波「胡热」的背景。也因台湾的开放学术气氛，胡兰成研究没有「政治不正确」的阻碍，可以顺利进行。《小团圆》的出版带出了新一波「胡热」。儘管张迷们对「负心男人」胡兰成普遍「恨得牙痒痒」，但张爱玲笔下丰满的「邵之雍」，也让读者有了更多检视胡兰成的机会。为什麽「负面形象」的胡兰成，对蓬勃的台湾文坛有深切影响？时代的演进，该让政治的归政治，文学的归文学，胡兰成的功过是否要重新评定？印刻文学的总编辑初安民就指出，胡兰成的文学成就，还将重组许多历史的观点。
在《小团圆》里，你看到一个极其複杂的家庭关系：父母各自追求自我生活不理会姐弟俩，母亲与姑姑与另一个男子奇怪的三角关系，家族堂表之间常态的乱伦，九莉与母亲之间的毫无爱意：「每每露出厌烦的表情，连牵她的手都不自在」。
你看到一段九莉对邵之雍刻骨铭心的感情。他们相爱：「他迎上来吻她，她直溜下去跪在他跟前抱著他的腿，脸贴在他腿上」，「过了童年就没有这麽平安过。时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又恨妒交缠：他四处避难，认识新的女人，一个又一个，发生关系，甚至也结婚，全不迴避，都告诉她。她难过，「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著，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隻手表，走了一夜」。他却说：「你这样痛苦也是好的」。到最后，他逃亡前夕，在她家过夜，背对著她。她竟然想到：「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板刀，太沉重了。还有把切西瓜的长刀，比较伏手。对准那狭窄的金色背脊一刀……」
还有世人所不知道的种种：她在纽约打胎，四个月的胎儿抽水马桶就冲走；她在邵之雍之后还交往过的电影导演「燕山」（桑弧），「彷彿找回初恋的感觉」。当然，还有张爱玲作品中前所未见的性描写，细腻工笔惹来媒体渲染，甚至有报道用上了「堪比《色，戒》」做噱头。
有读者看过《小团圆》，想起几年前曾风靡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上海往事》（又名《她从海上来》），由台湾戏剧金三角之称的製作人徐立功、导演丁亚民、编剧王蕙玲操刀，讲述的一个电视版张爱玲传记。男女主角是赵文瑄和刘若英。许多情节与《小团圆》惊人相似，惹人浮想联翩。但书中的张爱玲，相比电视里更冷酷，也更「自虐」，让许多曾以为熟悉她的人大跌眼镜。
「新张爱玲现象」还包括了它的政治敏感度。中国大陆出版界还不能确定，《小团圆》是否可以不被熘节的出版。北京的十月文艺出版社仍手握简体版书稿，在等待出版部门的审查结论。
望眼欲穿的中国大陆「张迷」，不少已亲自杀到香港，团购港版《小团圆》，一睹为快。在网络空间，天涯社区、豆瓣小组、百度贴吧以及张爱玲官网上，有关《小团圆》的讨论已经密密匝匝。有网友跟进转载了港台几乎所有媒体的重要报道，亦有人点著《小团圆》，细数里面提到的男男女女与历史事件，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半个艺文圈都给包括了进去。
张爱玲的作品八十年代末期开始进入中国内地，畅销多年，被奉为时下流行「小资」一代的「教母」。张爱玲的作品，除了被视为有「反共」色彩的《秧歌》、《赤地之恋》未有简体版之外，全集也早已在各种出版社以合法或盗版的名义出了个遍。但是，研究张爱玲的人知道，一旦要深究张或者胡，仍然不知何时就会犯了禁忌。
二零零七年，李安执导的电影《色，戒》风靡两岸三地，唯有在大陆，掀起了知识界左右两派激烈的对抗。自由派学者喜欢《色，戒》探寻人性幽微的努力；另一派学者则用了强烈的语言批判电影「歌颂汉奸」的行为，他们中不乏相当有影响力的人，「中国已然站著，李安他们依然跪著」，这样的标题耸动一方。
二零零五年，原计划在上海举行的「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曾因「不明原因」作罢，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中国大陆试图举办张爱玲研究的国际会议，被禁止之后引起各方猜疑。
在中国大陆仍是禁忌
当时研讨会的主办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向亚洲週刊详细回忆被腰斩的因由：「二零零五年是张爱玲去世十週年，按照中国的传统，对任何文化名人，逢五、逢十纪念活动都比较多。鲁迅也一样。作为近代最受重视的作家之一，张爱玲的研讨会已经在台湾开过一次，香港岭南大学也开过，我们想，张爱玲毕竟属于上海，十週年时，应该在上海办一次张爱玲的国际研讨会，这样才完整。但是没想到另一个问题产生了。」
「二零零五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週年。有人就认为，在这个时候你来纪念张爱玲是不合时宜的。为什麽？因为她是汉奸的老婆，纪念她，而且是国际研讨会，就引起有人的不满了。原本我们已经把研讨会推迟到国庆节以后，想跟八月的抗战胜利纪念从时间上扯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但是，有人告状了。」「这人告状，告到了王元化先生（著名学者、原上海市宣传部部长）。王先生本人对张爱玲虽然并不欣赏，但这是他本人的文学口味，他比较开明，说会是可以开的，只是建议适当延期。」于是研讨会又延期到年底。但没想到告密者把状一直告到北京。「最后要求停办的命令，不是来自上海，而是直接来自中央」，陈子善说：「在政治家的眼光里，张爱玲算什麽，上海不值得为了一个张爱玲得罪上面。」
关于《小团圆》，学者陈子善担忧的便是这部分有关「汉奸」的内容。「怕就怕对号入座。如果你说盛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就是胡兰成，那会非常危险。《小团圆》如果在内地出版，引起的争论一定会比《色，戒》更大。」
但对于中国大陆整体的讨论环境，陈子善仍然保持乐观：「中国既然肯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反映，就是重新发现张爱玲。八十年代中期，张爱玲的作品重回大陆。一定不可能再推翻，不会走回头路。」
新张爱玲现象还包括了迟到了的文学丰收。除了已经面世的十六万字中文小说《小团圆》，还有两部英文自传体小说也已经被宋泣之子宋以朗整理出土，交付出版社谈论出版事宜。
它是二十三万字的The Book of Change和三十万字的The Fall of Pagoda。宋以朗表示书稿目前都已经交付出版社审核，可能出版的时间会在二零一零年左右。学者李欧梵看过了The Book of Change三百八十七页的手稿；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沉双亦受港大出版社委託，看过超过四百二十页的The Fall of Pagoda。两人共同的惊异是：这两部英文小说依然是张爱玲的自传式小说，写到张爱玲的少女时期，几乎可以构成《小团圆》的上集。
「英文小说不是很好读，很多对白，描写非常细緻，交代很长很複杂的故事。与《小团圆》也有一些重複的时间」，沉双说，但真正让人疑惑的是：「为什麽她要把同样的故事写来写去，写来写去，晚年她一个人在美国，那个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几乎是自恋式的沉缅在回忆了。」
李欧梵也有同样的疑问：「晚期她在美国，是什麽样的环境，使得她不停地在回忆过去？前后六七十万字的回忆，那段经历彷彿真让她魂牵梦萦。好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事实上，自从一九五五年到达美国，张爱玲主要的创作皆来源于回忆。让张爱玲捨不得抽身离去的，是上海吗？还是那个彷彿「六朝佛像」一样的胡兰成？
缘灭是他，缘起也是他。何况《小团圆》，还远远不是传奇的结尾。张爱玲曾在给朱西甯的一封信说：自己是个「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馀」的人。在《小团圆》中，她写九莉「什麽都不愿告诉人」，「每次破例，也从来得不到满足与安慰，过后总是懊悔」。
不知道《小团圆》面世后的张爱玲会不会后悔，学者李欧梵确实在体会过《小团圆》的情路艰难后说：「这本小说的确太过真实了，任何人都不会只觉得它是小说。《小团圆》值得所有学者严肃对待。可以想见，这本小说会引起很多争论。但这些炒作让我颇有所感。张爱玲是个非常敏感的人，现在人都逝世十几年了，该让她灵魂安息了。」
张爱玲的生前好友宋泣夫妇，其实早就料到了这一种不同以往的热潮。无论政治还是八卦，都让爱护张爱玲的他们警惕，所以三十三年前开始，宋泣夫妇就一直努力阻止《小团圆》面世。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当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东区的一栋公寓内，誊抄完六百二十八页、十六万字的《小团圆》手稿时，她选择的第一读者，正是身在香港的挚友宋泣夫妇。
张爱玲一生朋友很少，在美国独居的岁月，几乎从不出门，不接电话，也不与陌生人接触，但和宋泣夫妇却保持了长达四十年的通信往来。写完《小团圆》，她便将手稿和印刷副本寄给他们，希望「看看有没有机会港台同时连载」。
不到一个月后，宋泣寄出一封六页长信，表达仔细阅读稿件的震动与感想，但是，他却力劝张爱玲先不要发表。
一九七六年，胡兰成正在台湾的中国文化学院任教，著书立说有一定影响，但由于「汉奸」身份，当地文坛对他一片挞伐。当局亦查禁了他的新文集《山河岁月》。而同时，张爱玲在台湾正声名鹊起，台湾又是她唯一的中文出版市场。政治环境严酷，作为胡兰成前妻，张爱玲身份敏感，难免牵扯不清。
一波三折小团圆
宋泣在信里劝她：「可以想像到一定会有人指出，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就是胡兰成。张爱玲明知他的身份和为人，还是同他好，然后加油加醋的添上一大堆，此应彼和，存有私心和妒嫉的人更是每个人踢上一脚，恨不得踏死你为止。」他人口舌之外，宋泣又担心胡兰成会借此大出风头：「一个将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著什麽就是什麽，结果连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来？」
张爱玲认同宋泣的顾虑，厚厚一繍手稿从此锁进宋家的抽屉。儘管之后多年，张爱玲一直对《小团圆》修修改改，却惮于台湾的政治气候和书中涉及的複杂人事关系，《小团圆》始终没有面世。
一九九二年，张爱玲写下遗嘱，指定宋泣夫妇为自己全部遗产的继承人。将遗嘱寄给宋泣夫妇时，她并随遗嘱曾附上信件，交代了自己作品的处理方式，关于《小团圆》，她写了这麽一句：「《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七十五岁的张爱玲逝世于洛杉矶公寓，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秋节，团圆夜。
后来，宋泣、邝文美夫妇也相继离世。二零零七年，宋泣之子宋以朗接替父母，正式成为张爱玲遗产的执行人。在整理了张的所有遗作之后，宋以朗做出一个备受争议的决定，让《小团圆》重见天日。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皇冠正式出版《小团圆》，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作家张小虹在《小团圆》发布四天后，在《联合报》撰文严厉指出，《小团圆》封存三十三年后出版，是违背了张爱玲原意的「合法盗版」，自己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只能以『拒买、拒读、拒评』《小团圆》，聊表对张爱玲写作生涯最基本的敬意」。
宋以朗对此很无奈：「一九九二年她的确说要销毁，但那是一封信，不是遗嘱。信是选择性的，与遗嘱不同。九二年叫我销毁，怎知九三年没有叫我不要。批评的人并没有看到全部的信件。」宋以朗查到了一九九三年张爱玲与出版社编辑的通信，其中再次提到《小团圆》：「《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
「当年若非宋泣把关，指出胡兰成与台湾政治的问题，《小团圆》早已在一九七六年发表了。既然这些问题在今天已不再存在，我便决定直接发表当时的原稿，不作任何熘改。」宋以朗在最终出版的前言中解释。
《小团圆》毕竟摆满了台港各个书店的书架，「杯葛」没有见效，张学专家也衷心感谢宋以朗做出的决定。
陈子善是正宗的「张迷」，自从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发现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小艾》开始，便致力于研究、发掘、整理张爱玲的作品与生平。他对亚洲週刊说：「我有一点基本看法，对于一个大作家，后来人应该做的，是把她所有留下来的文字的东西，都能陆续公布出来。包括她生前已经发表、没有集结成书的，加以整理和公布；
以及她还没有发表的文字，仍然应该尽量发表。日本或西方，对待前辈作家的遗产都是同样的方法。我很感谢宋以朗先生让《小团圆》能够与世人见面，这部非同凡响的作品，会给张学研究开拓新的疆界。」只是当年涉及政治雷区及人事关系的问题，到二零零九年的此刻，也并未完全褪尽。李欧梵强调：「这是张爱玲的沥血之作，许多地方，已经是她书写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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