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地发挥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核心作用，更好地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建议，应在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下，加快上海都市圈的规划和发展，具体包括联手制定都市圈规划、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打破行政区划障碍等。
比如，围绕上海中心城区，制定建成区半径至少在50公里左右的都市圈发展规划，覆盖江苏和浙江的县市。大幅度提高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在落户标准中的权重，加快有稳定工作的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可能性。导入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未来的新增土地供应可沿着轨道交通两边展开，防止地价房价过快上涨，降低商务和居住成本。
5月22日下午，由民建上海市委、中共长宁区委、长宁区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0届上海民建浦江论坛”在上海举行。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论坛获知上述消息。
5月22日下午举行的“第10届上海民建浦江论坛”上，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发布长三角一体化课题成果。 澎湃新闻记者 栾晓娜 图
上海更适合在都市圈范围内做人口规划
本次论坛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主题，张兆安在论坛上发布了长三角一体化课题成果。
他指出，由于对国家和全球发展的强大带动力，各国的一线全球城市都已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都市圈，范围超过了自己行政管辖的边界，并且用网络状的轨道交通线路将自己与周边其他中小城市几乎“无缝”连接在一起。
“上海与周边的江、浙两省中小城市的一体化进程仍然受到行政管辖边界的阻碍，这使得周边的其他中小城市未能充分享受到核心超大城市的辐射作用，潜在的大都市圈对国家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的带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张兆安称。
课题组认为，具体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认识问题。社会各界还未能科学地理解都市圈内部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关系，误认为核心城市的发展将产生对于周边的虹吸效应，相互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而事实上，只要核心超大城市在市场引导下实现集聚，集聚越发展，越能产生对于周边中小城市的联动作用，实现双赢。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广州和深圳在GDP和人口中所占的份额持续上升，但是，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却呈现出趋同的态势，显现出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规律。
第二，规划问题。传统上是按城市的行政管辖范围来做人口规划，而上海更适合于在都市圈范围内做人口规划。上海的辖区范围严格说来不只是一个城市，而是多个城市围绕着中心城区组成的都市圈的一部分，管辖的面积达到6000多平方公里。如果按照国际一流的都市圈来建设的话，那么，上海都市圈可比照的是东京都市圈，而东京都市圈连成片的建成区半径超过50公里，人口规模超过3700万。相比之下，如果把相邻的一些中小城市纳入潜在的“上海都市圈”的统计，人口大约也只有3000万，都市圈范围之内的人口仍然有增长空间。
第三，区划问题。在上海和周边中小城市之间有严格的行政边界，阻碍了资源跨行政区的配置。
建议打破行政区划障碍
“未来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少数大城市及都市圈之间的竞争，科技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其核心竞争力。”张兆安表示，正是在这一驱动力之下，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在市场引导下，人口仍然在进一步向大都市圈集中，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全球城市的中心城区正在通过紧凑型城市的发展，进一步集聚人口。
基于以上问题，课题组提出了四项具体建议。
第一，联手制定都市圈规划。围绕上海中心城区，制定建成区半径至少在五十公里左右的都市圈发展规划，覆盖到周边江苏和浙江的县市。同时，以大体量、快速度和网络化的轨道交通连接起上海中心城区和周边的中小城市。建议加强虹桥机场的国际机场功能，更好地服务于长三角城市的国际交流。建议在都市圈范围内与上海相邻的周边中小城市建设新机场。
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应在上海都市圈范围内有突破，加快都市圈内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的进程。廉租房、公租房应逐步覆盖到低收入的外来人口。大幅度提高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在落户标准中的权重，加快有稳定工作的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可能性。
第三，打破行政区划障碍。取消在上海行政边界内划定城市建成区边界，以适应都市圈建设的需要。借着国家开始允许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置换的改革举措，上海市应导入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未来的新增土地供应可沿着轨道交通两边展开，为都市圈发展战略提供充足的土地供应，防止地价房价过快上涨，降低商务和居住成本。在都市圈内部，应进行改革，让低效的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适当放松容积率管制，增加租赁用房。
第四，积极满足公共需求。在上海都市圈内科学预测人口增长速度，调整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结构和布局来适应有效需求。如果不面向都市圈发展来预测人口，非常可能适应不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对“上海都市圈”产生的要求，在未来出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缺。而顺应人口增长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既可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又可在中长期拥有可持续的回报，避免城市病，同时，未来就不再需要对外来人口实施严格的公共服务区别对待，从而最终在经济增长、城市宜居与社会和谐三个目标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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