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24小时，一座城市吸纳30万人落户申请——这大约是中国大陆特有的城市化路径。在5月16日，一直处于北京阴影下的直辖市天津发布人才新政，加入自2017年便已出现的中国大陆城市“人才大战”中。至此，西安、成都、武汉、长沙、杭州、北京……均已卷入其中。
如天津那样，中国大陆多个城市展开激烈人才竞争，有可能是破冰户籍制的契机（图源：VCG）
它激活了无数人长期被压抑的城市落户向往。
城镇和乡村——中国大陆政府曾经在资源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完全固化了这种人口划分，人口流动因为户籍制度的存在而受到严格限制。1978年改革开放中崛起的经济形式在过去的40年不断突破这种城乡二元体制，人口流动成为必然。但是，建构于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户籍制度至今没有被废除。随着经济活动的活跃，矛盾越发凸显。
如果说，在“农民工”看来，长期在外打工还有返乡务农等退路的话（事实上这一人群也很难再度完全融入到农村状态中），那么对于那些实质上本身脱离农业活动也无退路的高校毕业生而言，“落户难”意味着长达多年居无定所的“漂”状态。中国大陆每年数百万（据称今年将达到820万）高校毕业生加入到就业大军中，其中大多数无法取得生活和工作所在城市的户籍，导致其在获取各种城市服务时处于“二等公民”地位。
而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年其实可以被解读为一部城镇化历史进程。统计称，中国大陆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不足20%迅速提升至2016年代的57.35%。然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陆的城市快速扩张与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形成了一种共时性的存在；中心化的大城市“臃肿”与虹吸效应，也与城市空心化、人口流失危机形成共时性的存在。按照刘易斯拐点理论，城市化进程总是有极限值的。
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人才争夺战便适时发生了。无论怎样，它让人们在某大城市落户困难的同时拥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但是，它本身的确是“人才”引入而非人口自由流动，所以是有限度的。
无论是天津还是其他加入人才大战的城市，都赋予申请者户籍（甚至包括一些住房、购车资格和优惠等）的同时设置了层层限制条件，限制条件以学历水平为主。学历条件虽然不是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但很显然，这是作为城市管理者的行政官员们最容易进行操作的“标准”。
而从初衷角度看也是如此。城市的管理者与历史上所有的人才竞争战略一样，其本身并不是对户籍制度发起挑战，而是“掐尖”，选择性接受进入人口。当人们在看到北京是如何在2017年底对所谓“低端人口”进行挤压，而在这次人才大战中同样挂出“招贤榜”时，便可以很容易理解其中的逻辑。
所以，一个充满悖论的现象是，当人们将其视为突破户籍限制的动作时，恰恰是地方政府以户籍为诱饵来实现这种有限自由的“流动”的。
当然，人才争夺战的确是对户籍制度的冲击。值得肯定的是，它或许是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前奏，竞争越激烈，这一天到来得越早。
目前来看，它可以被理解为在市场要素的集合层面叠加了政府的因素，很难说改变人才整体的分布格局（当然，这也许并非一个城市推进人口政策的初衷）。
理想状态下，城市人才竞争应该是其本身竞争力所决定的。这种竞争力包括各种市场因素，也包括城市公共服务和产业政策。但是一般来说，政府的市场行为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所以中共在正式文件中宣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作为市场的参与主体当然也应该按此逻辑。
而事实并非如此。城市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这种人才引入策略，以“立竿见影”地“圈人”、实现人才资源的汇聚。批评者警告这种行为可能重点破坏市场的选择，漠视了产业投资者的选择，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引来人而留不住人。
事实上，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本身呈现一定的梯级分布，而政府也不可能完全超越这种“水平”的限制（至少是不可维持的）。所以如果政府行为纳入市场构成要素考量的话，造成似乎所有城市都在抢人的局面，最后可能彼此引人政策趋同，城市吸引力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而非政府计划。
当然，政府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人才优势，而这种人才优势在关键节点能够不断循环为一种发展动力的话，的确是有可能改变城市发展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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