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时，他们慷慨从军上阵了，他们上阵与日军奋勇搏杀了，他们身不由己被敌人俘虏了，他们中大部分人被敌人杀害了。他们是我们的先辈、先烈，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壮士。他们是受了太多艰辛、苦难和误解的中国军人。”
日本兵作弄中国战俘。图中战俘在厦门本瓶山被俘，刚当兵五个月，从衣着看是海军或海岸要塞部队士兵，德式钢盔歪戴，斜挂长枪，左胸处被贴了一面小太阳旗。图/鄢烈山
2008年12月27日赶赴成都参加一家杂志社主办的年度人物典礼，听说秦晖教授等翌日要专程去参观位于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我也跟着去了。馆长樊建川先生带我们看的，主要是抗战系列的“正面战场（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援华美军馆”和“中国抗俘馆”。
给我印象最深，具有强烈精神冲击力的要数这个“中国抗俘馆”了。樊先生说，“抗俘”这个名词是他特意“生造”的，专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不幸落入日寇魔掌的战士。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士，自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11年，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抗俘”的悲悯、尊重和崇敬，他建这个馆就是要为这些不幸和不屈的人们抗辩，为他们讨回历史的公道和人格尊严。
博物馆有道门的路边插着铭牌，写道：“我们不说话！让历史（文物）说话！”但这个“中国抗俘馆”的文物是最单薄的，基本上只有照片，都是花钱从日本民间搜购来的，从中挑出了几百幅展出。然而，单是这些照片已够令人震撼了。这些照片绝大部分出自日本人之手，一是当时他们的摄影技术条件好，二是战俘落在他们手中，我方自然无从拍起。电影故事片《桂河大桥》，那是表现泰缅边界英国战俘遭遇的；菲律宾巴拉沦岛有日寇设的美军战俘营；缅甸有，据说中国东北也有盟军战俘营……让历史说话
古今中外凡打仗就会有战俘；以苏联人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之顽强，交战不到5年被德军俘虏的士兵达500多万名，何况从“九・一八”算起，中国抵抗日寇14年之久，“抗俘”绝不低于100万。
这些战士的被俘有多种情境。因为这些照片多数发表在日本战时杂志上，配有简要的文字说明，我们可以大体明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在华北某地被日本真野部队俘虏的地方抗日武装。他们的武器是7根红缨枪。图片由建川博物馆提供
当时的敌我对比是，我方的实力远不如日寇：国力不如人，武器装备不如人，兵力不如人，训练不如人，可以拼一拼的只有血肉之躯。有幅照片背景是华北平原，被俘的战斗人员有人戴钢盔持步枪，有的戴斗笠拿砍刀，年纪参差不齐，这样的“乌合之众”猝然遭遇强敌的“铁壁合围”，有人被俘太正常了。另有一张是1939年长沙大会战期间，三个小战士在湖南岳州被日军俘虏，他们被绳子串连着押送，他们本来还在跳绳或爬索玩的年龄，却要与训练有素的鬼子兵对垒。我方的正规军又如何？众所周知的上海淞沪之战中死守四行仓库的国军谢晋元团“八百壮士”（实为423 人），弹尽粮绝后有人被俘，被日军分别押往各地做劳工。他们因此就不是抗敌的壮士和功臣了吗？
事实上不少人是英勇搏斗到力竭被擒。有张照片注明是1932年1月28日晚，画面是一群持枪鬼子兵和3个戴礼帽的人，逮住了我方一个便衣男子，他的双眼被蒙，嘴角和胸前衣衫上都有血痕。可以想见他是怎样落入敌手的。有两张鬼子兵羞辱中国战俘的：一张注明是在厦门本瓶山，一群鬼子兵给一个俘虏头上歪戴德式钢盔，脖子上不伦不类斜挂一枝长枪；另一张则是，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嘻笑着，在围观一个“抗俘”狼吞虎咽，旁注说，十日没吃东西的“支那兵”，得到我方食物后“状如饿鬼”地在进食！10日没进食，饿昏了而被俘，我们除了怜惜还能说什么？醒来见到食物吃了再说，这是人的本能，有什么丢人的？日本鬼子后来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撵进丛林后苟延残喘，岂止“状如饿鬼”，还像蛆虫吃死尸呢。此人吃饱后有了力气，突然咬个鬼子一口也未可知。
1932年1月28日晚，被日军捕获将杀害的我便衣志士。这位志士双眼被蒙，嘴角有血痕，长衫上也有血痕，这是与敌人搏斗后留下的
还有一些情况是，被俘者根本来不及拼搏或自尽。查看我在馆里拍下照片，有一张是一个伤残的飞行员，有一张是一群缺胳膊少腿的伤员，还有一张是一群女卫生兵（护士），他们显然是在来不及撤退的战时诊疗所被俘的。哪怕我方是不得已，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被自己人遗弃的，他们的被俘就像妇女被强暴一样，是强盗的罪、保护者无力的过，而他们何错之有？
在这些展出的“抗俘”照片里，有许多幅是我方的便衣人员。他们的坚贞不屈令人肃然起敬。有名有姓的便衣是两位女子。一个叫成本华，20岁，属于“敌后武工队”，穿着农家冬棉装，只有腰间束的一根童子军的制式皮带把她与普通村姑区别开来。她是在安徽和县被捕的，日方摄影者为她拍了两张照，都是双手交叉护胸而立，面带视死如归的笑容。另一个女“抗俘”叫魏文全，她是在留下镇（大约是杭州市市郊）与日军“野副”部队作战时被捕的。25岁的她是便衣队长，有一双大骨节的发射驳壳枪子弹的手指。她身穿印着“5”号的囚衣，冷冷地侧目看着给她拍照的敌方记者。
“抗俘”中有些人毫无惧色地表现着自己的反抗意志。一张被俘东北便衣群像中，靠右的一个双眼瞠视；一张摄于上海的被绑在电线杆上的两个便衣，年青英俊的那一个剑眉倒竖，怒目而视；还有一张是被绑在电线杆底座部分而坐在地上的年轻便衣，他在努力挺直自己的腰杆。最令人称奇的是，武汉会战中被俘的一个小战士，满脸稚气，双手被反绑，却挑战性地昂头逼视着一群荷枪实弹站立的高他一截的鬼子兵中他对面的那一个，好像要用目光射杀敌人。当然，“抗俘”们的表情不会千人一面。少尉罗瑛君被俘后，在敌方为他拍照时，挺拔身子，紧系风纪扣，神色镇定，努力维护着中国军人的尊严。被日军围困而落败的马占山麾下的第一旅参谋长胡云泉，被一大群鬼子官兵围着拍照留念，他双眉紧锁屈辱感写在脸上。而国军第68师王姓的少将参谋长，不愿抬头被拍照，帽檐低压，有伤痕的右手夹着纸烟，其状之苦恼、屈辱和沮丧，令人看了难过。设身处地想一想，换了我们是他会如何呢？
记住他们
日本鬼子是尊敬那些战死的中国军人的。以前听说过鬼子兵追击狼牙山五壮士，见他们弹尽跳崖，便向崖下行军礼。这回在“抗俘”馆看到一组照片是：日军修了一座“中华民国无名战士之墓”，允许中国战俘跪在墓前合掌祭奠，而日军士兵则列队肃立，左手举枪右手行军礼，向那些阵亡的中国士兵致敬。你可以说这是惺惺相惜，也可以说是同一文化传统，“不成功便成仁”。日本军人的道德信条“玉碎”一词，显然就是中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缩略。
为写这篇文章查阅相关资料时，我看到两张照片：一张是1945年8月，获胜的麦克阿瑟上将，一只手臂拥抱着英方的帕西瓦尔中将，另一只拥抱着美方的温赖特中将；两位中将都是战俘，前者在新加坡城水源被日军切断后，率领13万英军向不足自己一半人数的日军投降；后者在菲律宾马尼拉湾科雷希多岛被日军攻陷后率部投降。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对他俩却没有半点轻慢之心，有的只是对他俩在战俘营饱受折磨的同情，也许还有作为太平洋战区最高长官的自责。另一张是，9月2日盟军在密苏里战舰上举行受降仪式，麦克阿瑟签字时，特意让两位中将站在他身后。胜利结晶的果实中本来就有这些不幸的战俘的血和泪。
樊建川说，他每次看到中国战俘的照片都非常痛心，“想我就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经受这种屈辱或者一起被日本人杀掉……”。我觉得，樊不仅同情“抗俘”们遭受的灵肉多重苦难，而且为“抗俘”及其亲属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深感不平。樊先生说，在展馆的设计上他寄予了深重的感情：为了表现“抗俘”们的铮铮铁骨，地面全部用钢板，参观者踏上去有一种特殊的强劲的震颤的感觉；展柜用的全是钢架，在粗糙的墙面上，用非常细腻的磁板挂“抗俘”头像，让人们在向上走的通道上凭吊他们……
让我抄录几段“抗俘馆”入口樊建川自撰的本馆简介词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时，他们慷慨从军上阵了，他们上阵与日军奋勇搏杀了，他们身不由己被敌人俘虏了，他们中大部分人被敌人杀害了。他们是我们的先辈、先烈，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壮士。他们是受了太多艰辛、苦难和误解的中国军人。
“没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我们就没有今天的和平、和谐、幸福的生活。
“所以，记住他们是必要的，必需的。”我的团长缅甸1942
作者: 于东辉
在云南省麻栗坡县城北郊4公里，有一处烈士陵园，陵园里安放着937名中国官兵的骨灰，这些官兵全部牺牲于1979年的中越军事冲突。陵园内翠柏茵茵，花木丛生，四时接受凭吊、祭奠。在这座陵园西北数百公里的腾冲县，有着另一处陵园----国殇公墓，安葬着9000名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陵园几遭磨难，但总算为那段历史留下一处纪念之地，当年40万中国将士入缅抗日，归来不足半数，绝大多数英烈尸骨无存。
从1942年2月之后的3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先后派遣40万军队入缅作战，歼敌无数，振扬国威，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那些将士的名字、事迹一直无法见诸史册。
直至今年，一部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让人们又看到了几被遗忘的中国远征军将士，但怪诞的剧情、夸张的表演以及近似兵痞的人物塑造又让观众无法真实了解那段悲壮的历史。这让我们有了写下这期话题的冲动----以已知情节和故事，尽量还原出那场战争和战争里的人。
67年前四月的一天，在43摄氏度的高温下，团长刘放吾带着他的团匆匆赶往一处叫仁安羌的战场，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黄昏时分，刘放吾和他的113团赶到了滨河北岸。
虽然日暮西垂，中缅甸的山地还是热得喘不过气，刘放吾命令已经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就地布防休整，他知道留给弟兄们休息的时间并不多。
在滨河对岸，便是仁安羌大油田，油田上空浓烟滚滚，一座座井架坍塌在地上。那里蜷缩着仍在抵抗的英军第一师7000官兵。在第一师的四周，是凶悍的日军33师团。
几个小时后，中国远征军113团将向10倍于己的日寇发动攻击，去解救同样10倍于己的盟军将士，刘放吾不知道自己还有800同袍这一次能不能活着走出战场。
这一仗将名垂青史。
这一天是公元1942年，4月17日。敦刻尔克梦魇
2008年10月9日这一天，一群来自中国的小伙子走在缅甸西部马圭省的仁安羌油田上，有说有笑，他们是渤海钻探第六钻井公司40511钻井队的队员，他们要在这里钻出一口2378米深的油井。仁安羌，缅语“油河”，产油历史超过700年，今天缅甸最大的油田之一，出产的石油销往世界各地。太阳很毒，气温上升到摄氏43度，小伙子们很快就被晒得不说话了。“后面的工作会很苦吧？”每个人都在心里这样想。
一轮轰炸之后，英缅军第一步兵师师长斯高特靠在一根坍塌的井架上，通过无线电话告诉军团长施利姆将军：他的军队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饥渴、酷热、轰炸、日军一轮又一轮凶猛的冲锋，他的战士已经濒于崩溃，如果救援再不到，他只能选择向日军缴械。
电话那头，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愁眉紧锁。三年前冒着英吉利海峡冰冷的海风，这位将军曾指挥过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让33.8万英法战士逃出纳粹坦克的围歼。但这一次，亚历山大将军不知道如何能让他的7000将士逃出燥热的曼德勒平原。
1942年1月，在日军空袭珍珠港一个月后，日本陆军4个师团如一股钢铁洪流涌进缅甸----不列颠帝国在印支半岛上最后一块殖民地。骄傲的英国人在毫无情报准备和防御部署的情况下，只能眼看着米字旗被日军狠狠地踩在战靴之下。
惨败让英国人丧失了坚守缅甸的意志。但缅甸沦陷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动用了20万人修筑起来的滇缅公路被拦腰斩断，意味着盟国的石油、钢铁、武器、药品失去了运往中国的最后一条通道，意味着三个月后中国抗日军队可能弹尽粮绝，意味着中国抗战的后方----大西南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锋镝之下。
2月，中国西南边陲腾冲县曲石，怒江峡谷边上的一个小山村，村里的傣族老乡一起涌向村口，个个目瞪口呆：不远处的中缅公路上，行进着一支长得不见头尾的的队伍，战士们的军歌声盖过了怒江的湍流。
10万中国远征军奉“中缅印”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之命，挥师入缅作战。
这是一场太晚的保卫战。在缅甸抗英组织的帮助下，日本人进军的速度更快，3月8日仰光沦陷，日军3天向北狂追300公里，将战线推到缅甸中部。1942年4月，缅甸中部重镇曼德勒。这座以柚木桥和佛塔闻名于世的缅甸王朝的故都此时已变成一座大兵营。25万中英士兵集结于此，等待与日军主力决战。8日，战区总司令蒋介石飞抵曼德勒，号召中国军人拼死御敌。然而联合作战方案并未付诸实施，那场想象中的大会战也没有像模像样地打响过。英国人不愿意在热带丛林里拼光自己的士兵，他们只打算利用中国军队阻击日军，而将自己的主力部队撤到印度。近似卑鄙的逃跑发生在14日，英军第一师置友军安危于不顾，单独撤离阵地，向仁安羌油田撤退。日军33师团趁势紧逼，一支3000人的联队近乎奇迹地突破英军防线，隐秘地绕到英军后方，占领滨河大桥，当斯高特看见大桥上飘起的太阳旗时，立刻明白自己已被33师团关进了铁瓮。
日军33师团，1939年2月组建于日本仙台，3月即入华作战，曾被编制于华东第11军战斗序列，参加过湘赣会战，驻防于中国江西。来自仙台的士兵被日本陆军视为最优秀的战士，正是这些战士把英军第一师逼进绝境。
紧急求援，英军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一个42岁的中国军官身上，他叫孙立人，他在曼德勒的新编38师扮演了仁安羌烈日下垂死英军的拯救者。
如果不打仗，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孙立人会是一名不错的土木工程师。1937年淞沪会战孙立人带团阻击日机械化部队久留米师团，身被13创，以战功擢升新38师少将师长。
接到救援仁安羌英军的任务后，孙立人立即命令刘放吾率113团驰赴仁安羌。
英第一军团长施利姆将军恳求孙立人立即命令113团渡河作战，但孙立人认为仓猝攻击会暴露我军兵力，要刘放吾再做一段时间的准备。施利姆心急如焚：“第一师已经支撑了两天，它可能在下一分钟就垮掉了！”孙立人态度坚决：“第一师既然支撑了两天，就让它再支撑一天。”
看着施利姆，孙又补充了一句：“113团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就剩我自己，我也会把第一师救出来。”八百壮士
战斗其实在18日凌晨，即刘放吾的113团抵达滨河北岸几个小时后便已打响。
刘放吾这一年34岁。这位来自湖南桂阳的上校团长18岁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军校第六期步兵科，21岁担任军校教导队学生队排长，24岁即参加“一二八”上海抗战，与日军首度交手。在以后的岁月里，刘放吾一直追随孙立人，那个留美归来风度翩翩的少年将军，并和他一起穿过缅北丛林，来到这片干燥闷热的曼德勒平原。
英军第一军团长施利姆将军后来一直记得刘放吾接受任务的那天晚上，在率部出征前向他粲然一笑，他想不明白一个人在赴死之际如何能笑得如此从容、自然。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日军用飞机和巨炮对113团阵地施以轰炸，而113团则向北岸日军发动一轮猛似一轮的正面冲锋，同时用小股部队攻击日军两翼。日军无法弄清对方到底有多少部队，在遭受重创之后，全部涉过滨河，退守南岸阵地。
接下来刘放吾要做的是让他的团以过人的精力不断袭击、骚扰敌方阵地，让日军误以为遭到大部队攻击。如果日军明白过来对岸只有几百人，它会倾力渡河一击，这一击是刘放吾和他的团无论如何承受不住的，他们会在包围圈里的英军覆灭之前被清除得一干二净。
但那致命一击始终没有发生，作战经验丰富的33师团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显然不敢贸然分兵。刘放吾要做的就是在攻击之前让敌军无法侦知自己的真实兵力，他做到了。
19日拂晓，孙立人师长下令113团渡河攻敌，解救英军第一师。刘放吾率部渡河，猛攻33师团。同时设置疑兵，四面呼应，造成声势。日军曾全力反扑，南岸阵地三次易手，油田上遍地尸丘。最后，33师团担心被中英部队联手吃掉，于下午5时全部撤出战斗。
是役，刘放吾和他的800弟兄毙敌1200人，而他自己也失掉了一半的弟兄。
日军撤离后，113团首先看到的是500多名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接着，英军第一师的步兵、骑兵、炮兵、战车部队等7000余人陆续走了过来，113团帮助他们渡过滨河撤出阵地，“中国万岁”的口号一时响彻河滩。
战斗结束后孙立人下令审问33师团战俘，凡曾入华作战的一律就地处决。这几乎成了后来孙立人部不成文的规定。
仁安羌战役被认为是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军队首次在境外对日作战取得大捷。刘放吾团长为此被擢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筹划中的曼德勒保卫战并未打响，由于盟军指挥层的作战分歧和利益纠葛，中英军队在没有布置妥当的时候已被日军三面包围，最后英军在新38师的掩护下撤入印度，其余中国军队由杜聿明带领撤入云南。中国10万入缅军人，重新返回云南时只剩4万。
新38军在印度境内接受美军装 备、训练。1943年新38师再次入缅作战，共毙日军3.3万余人，击毙联队长3人，俘虏日军官300多人，抗战期间鲜有部队战绩可与之媲美。新38师后整编为新一军，孙立人任中将军长。
刘放吾当年随孙立人一起撤入印度，因渡河时无线电堕水失去与外界联系，一度被传阵亡。
刘归国后被授闲职，穷困无聊，但也因此躲过内战。1954年移居美国。
1947年1月6日，吉林九台， 113团1108名官兵在张麻子沟被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伏击，战斗只进行了三个小时，113团团长被击毙，113团全军覆没。这个曾经驰骋在热带丛林里的团最终倒在东北的雪地里，讽刺的是，他们的葬身之地竟是他们在缅甸战场上经常唱起的那首歌----松花江上。
过眼烟云
1988年3月20日，从台中市向上路一段十八号的宅邸里走出一位老人，邻居们十分惊诧地望着这位老人----33年来，没人见过老人跨出院门。老人就是时年已过88岁的孙立人将军。
1945年7月他率领新一军攻入广西，重返祖国。“8・15”日本宣布投降，孙立人率部接收广州。按照部署，孙立人和他的新一军应该作为占领军进驻日本，但迫在眉睫的内战却让他们登上开往秦皇岛的兵船。
内战期间，由于和主将杜聿明不睦，加上其身上浓厚的“亲美”背景，孙立人失去兵权，被派往台湾训练新兵。新一军在1948年被四野歼灭。1955年10月31日，由于涉及“郭廷亮匪谍案”，孙立人被免去他在岛上的一切职务，软禁家中33年。33年中孙立人只以庭中玫瑰为伴，他亲手种植的“将军花”在台中名重一时。由于他特殊的身世和历史原因，他入缅抗战的事迹在两岸官方史册上均无载述。1988年台湾当局为孙立人平反，并宣布恢复其“言论和行动”的自由，1990年，将军病逝于台中寓所。
孙将军病逝的第三年，是仁安羌大捷50周年。在这一年的4月，一位84岁的中国老人在美国被媒体“挖掘”出来。4月11日，在芝加哥卡尔登酒店，造访美国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专门会见了这位中国老人，亲自感谢他和他的团在50年前浴血救出 7000英军将士。老人就是50年前的113团团长刘放吾。
就在这一年，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开始执导拍摄一部历史巨片《辛德勒的名单》，影片歌颂了一个德国人在二战期间解救了1200名犹太人的事迹。次年，影片在全球放映，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观众都感动于那个德国商人人性的光芒之中。但没有人留意那个用数百兄弟的鲜血拯救了7500条西方人生命的中国团长，那个始终生活潦倒，一度靠贩卖煤球为生的将军。
1994年，刘放吾团长病逝于洛杉矶。
在他去世的两年前，台湾当局为团长补发了一枚迟到了整整50年的荣誉----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2007年4月，腾冲曲石的怒江边上，两个中年男人长久地徘徊，他们决定在这里拍一部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电视剧，名字叫《我的团长我的团》。
65年前那个同样山花烂漫的早春，刘放吾和他的团正从这条江边奔赴缅北丛林，他回过头去，看见的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朝气蓬勃、无所畏惧，嘹亮的军歌回荡在南中国的上空----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好男儿，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