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次成员国政局变动都会引发对欧元区崩塌的担忧，这次的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组阁也不例外。
美国财经专栏作家史密斯（Charles Hugh Smith）29日在其博客网站OfTwoMinds撰文称，实际上，欧元区频频面临危机的背后，是该组织内部经济基本面的失衡。
文章指出，欧元区内部最大失衡是出口大国、贸易顺差国德国，与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等双赤字贸易伙伴在经济上的不平衡。
德国是重商主义国家，其经济严重依赖出口。虽然人口仅占中国的6%，但德国的出口仅次于后者（1.2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国。没有强大的出口，德国经济可能早就陷入停滞。虽然在2000-2008年间，德国出口增加了65%，但其内需却几乎没有增长。
相比之下，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欧元区外围国家是“消费主义国家”，存在大规模经常账户逆差。
意大利有550亿美元贸易逆差，以及约1100亿美元财政赤字，该国总公共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115.2%。
西班牙的人口约是德国的一半，但其年均贸易赤字为690亿美元，财政赤字达到1510亿美元。
史密斯总结了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失衡如何导致一些成员国陷入破产或违约境地：消费主义国家央行为其经济增长提供大量的低息信贷→重商主义国家利用统一的货币在开放市场中创造结构性竞争优势→消费主义国家利用充足的低息贷款来购买“便宜”商品，而其国内产业因为便宜的出口商品而萎缩→重商主义出口国购买消费主义国家的债务，从而使得消费主义国家维持低利率和充足信贷→消费主义国家必须借更多的钱来维持其GDP的正增长→消费主义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利息增加，进而损害消费→随着债务和利率上升，出借国担心出现大规模债务违约→重商主义国家无法，或者不愿意为消费主义国家不断膨胀的债务提供资金，从而导致利率上升→消费主义国家违约或破产。
欧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这种经济失衡。德国政府、行业以及工会会压制薪资上涨以限制生产成本。2000-09年间，德国每单位经济产出的劳动力成本仅增加了5.8%，而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却增加了约30%。
通过拉低其产品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德国实际上相当于在欧元区内部创造了某种货币贬值。可以说，欧元给予了德国结构性的竞争优势，使德国商品比欧元区那些进口国自己国内生产的更便宜。
欧元还会产生另外一种不利后果。欧元整体上强势使得债务国能够迅速以低利率扩大其借贷。实际上，欧元掩盖了债务国内部赤字不可持续的脆弱性，也掩盖了那些经济严重依赖房地产泡沫（比如冰岛和西班牙）的国家内部的脆弱性。
欧元出现之前，每当过度消费或者过度借贷开始阻碍那些依赖进口的消费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时，这种失衡会通过该国汇率的调整而纠正过来。货币贬值能使供需恢复，能使重商主义国家和消费主义国家的信贷——债务之间的平衡恢复。
假若没有欧元，希腊德拉克马对德国马克会贬值，从而有效提高德国出口商品的成本，希腊会因此减少对德国商品的购买，其贸易赤字会因此缩小。而且，银行会提高希腊政府债券的利息，从而有效施压政府来减少其借贷和赤字支出。
但是，欧元区国家现在都被锁定在统一的货币上，各国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重新达到经济上的平衡。这样一来，德国不得不面对救助消费主义国家的任务，另一边，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也必须面对削减政府支出和社会福利等阵痛。
这种情况下，德国不得不面对两难境地。如果放任脆弱邻国的主权债务违约，欧元就会受损，德国在欧洲内部的出口就会下滑。但是，如果德国变成最后贷款人，德国的纳税人最终会因此买单。
史密斯指出，如果意大利、希腊等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继续以目前的速度累积，德国很可能最终无法（或者不愿意）为救助买单。这会在德国内部和债务国内造成抛弃欧元的压力，并让人质疑，“统一货币理论上可能是个好想法，但最终无法在欧元区这样一个多样化的区域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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