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说，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这里的“新”，不只是时间上的，更是思维范式上的。如果不能用更为现代的思维去理解中国当下政治，如果不能用更为超脱的意识去回顾以六四为代表的历史事件，就不能称得上是“新时代”。对于以鲍彤为代表的这一批“党内反对派”而言，他们渐渐退出舆论的舞台，将对于“六四”，对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评价，留给这个新时代，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2018年4月7日，李锐现状（图源：Twitter gaoyu200812）
2018年6月4日是北京六四事件29周年。1989年的那天促成了中共建政后首次公开出现的一批“反对派”，他们中间的主要人物不少是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的部下，最有名望者包括李锐、胡继伟、朱厚泽、杜导正等为代表的一批老人。
从历史进程中，他们经历过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多次全国性政治运动，从政治观点上，他们是推崇新闻自由和党内民主的代表，离开政坛后仍积极投身体制为政治理想的“不辞辛苦”，为后人所铭记。
但不能否认，这些中共党内“反对派”，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时代的背景下，他们对于历史政治事件的认知，或许已经被新时代抛在了身后。
政治秘书——李锐
《纽约时报》近期连续发表由毛泽东秘书李锐之女李南央执笔的长篇访谈内容。除谈到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外，访谈还提及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治前景。
李南央身为李锐的女儿，相信是受其影响。早在2009年胡耀邦辞世20周年之际，李锐谈及邓小平时说：“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1989年‘六四’风波，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着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
他指出，“六四期间，邓小平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严，萧克、张爱萍等7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他毫不理睬”。
李锐于1917年4月生于北京，祖籍湖南，目前居住在北京。李锐在不久前度过了101岁生日。其百余年的人生，与中共历史高度重合，是中共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李锐在1937年成为中共党员，从事过较长时间的中共媒体宣传工作，后来曾任高岗的政治秘书、陈云的政治秘书、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等职务。
身为百岁老人的丰富经验，李锐曾多次针对政治体制改革发声。对于六四事件经历，有消息称，六四事件前李锐没有上街，但4日晚上，家在木樨地复兴门外大街的李锐夫妇，站在阳台上一个通宵，看着大街上发生的事。
事件后，李锐曾联合他人上书中共中央请求“不要搞戒严运动、不要对学生动手”。李锐离职后曾任《炎黄春秋》”杂志社顾问，晚年呼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李锐曾说推动宪政民主是他毕生的追求。
2015年六四事件26周年期间，李锐曾在《炎黄春秋》撰文回忆自己一些人和事，包括最后一次到医院探望被软禁在医院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紫阳说他想回家，不愿意住在医院”，约半月后赵就逝世。
媒体人士——胡继伟
与李锐相差一岁的胡继伟是中共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六四事件期间，胡继伟发动50多位全国人大常委签名，要求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否定戒严令和罢免总理李鹏。 之后，他被撤销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民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并且留党察看两年。
胡绩伟1916年出生于四川，1937年加入中共，长期在《人民日报》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经历了从“党性第一到人民第一的重要转变”的认识过程。胡绩伟在党内以同情支持胡赵的改革派著称，提出《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主张，探索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之路。
2005年1月18日得知中共中央虽然承认赵紫阳对党和国家是有功的，但还是坚持认为赵紫阳在六四事件犯有错误后，胡绩伟表示赵紫阳不仅有功，而且是功勋赫赫。
2009年，他与中共退休高干联合在香港出书，呼吁为胡耀邦、赵紫阳彻底平反。在新闻专业领域，他也因大力倡导新闻自由而被业内人士所铭记。2012年9月16日，胡绩伟因心肌梗塞在北京逝世，临终依然留下遗言，要平反“六四”。
三宽部长——朱厚泽
与李锐、胡绩伟等同为中共党内“反对派”的朱厚泽是贵州织金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直接调中宣部担任部长，成为胡耀邦的重要助手。
在任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期间，他朱厚泽提出“三宽论”（宽厚、宽容、宽松）方针，即“对于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三宽”后来被为指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倒台后，朱厚泽也于1987年2月离开了宣传部长的位置。1988年赵紫阳创造机会使其复出，于是他又担任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朱厚泽因支持赵紫阳与首都工人群众对话遭到整肃。
朱厚泽晚年撰文呼吁阳光政治，他说：“阳光政治是与专制政治对立的。阳光政治与权谋政治是不相容的。在阳光政治中，历经议论、纷争、对话、交流、讨论，人们定能取得共识，最终获至相互认同的回答”。
朱厚泽在病危中还致力思考中国道路问题。他在文章中发问：中国的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中国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模式吗？“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
炎黄春秋——杜导正
对朱厚泽的“三宽”政策表示支持的杜导正，是赵紫阳时代的新闻出版署署长，六四事件后下台。
今年95岁的杜导正，籍贯山西省定襄县。1946年初历任《晋察冀日报》记者、解放军67军新华支社副社长、第二十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1949年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
“文革”后，杜导正任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
1982年，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被任命为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任职期间，习近平曾成立过一个5人顾问小组，杜导正是其中之一。2001年，《炎黄春秋》创刊10周年的时候，习仲勋曾给杂志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杜导正被任命为第一任署长。1989年6月，杜导正被免去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职务，他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
1992年，杜导正恢复与赵紫阳的联系，并在此后的十几年间记录下他们之间30多次谈话的内容。根据赵紫阳谈话秘密录音而成书《改革历程》。而杜导正也自称是参加赵紫阳口述记录四人之一。
2010年1月，杜导正的书《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由香港天地图书与台湾印刻出版同时出版，首度公开赵紫阳录音口述书稿中未发表的30多次谈话。
杜导正曾担任《炎黄春秋》社长二十余年，因探寻敏感的历史问题而被人关注。杜导正透露，《炎黄春秋》自1991年创刊以来历经了16次与中共当局发生的重大冲突。
2013年《炎黄春秋》第一期，发表新年献词《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呼吁当局将现行一切违宪的制度、法令、政策改变过来，使其与宪法一致。并称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
2016年7月，《炎黄春秋》挂靠的上级单位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派人取代了杂志社高层领导的职务，并且控制了杂志社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器。随后，杜导正宣布中国最为知名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停刊。
《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致辞，旁边摆放着习仲勋生前给《炎黄春秋》的题辞（图源：VCG）
习时代的“党内民主”
其实，正如中共领袖毛泽东所言“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中共内部不乏就重大政策进行广泛争论的例子，这一过程中也不乏出现大胆敢言官员涌现，亦塑造着中共内部的“反对派”文化。
但诸如上文提到的以李锐、胡继伟、朱厚泽、杜导正等为代表的这些“反对派”，再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下，显然已不合时宜。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不断在讲话中强调“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比如他指出，“党的重大决策都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正如此前所言，对于中共来说，党内民主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作为改革事业和依法治国的领导核心，能否保持正确领导的问题，而且是确保中共不再重蹈历史覆辙重要保证。长期以来，但凡党内民主推行相对较好的时候，其结果是政治相对清明，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反之，党内民主推行比较糟糕的时候，中国社会弊病丛生。因此，如何把握好集中与民主的平衡，对于习近平及其执政团队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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