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劳动部统计处在5月31日公布“2017年7月职类别薪资调查统计结果”，结果显示2017年初入职场的新鲜人平均起薪为新台币27,055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其中按教育程度，大专院校毕业学生起薪为新台币28,446元。对照劳动部所提供的近六年（2012年至2017年）“初任人员每月经常性薪资”来看，2017年大学生起薪在名目上是较2016年增长了新台币330元，而较六年前是调涨了约新台币1,724元，创下六年来“新高”。
但若要把2017年“创新高的毕业起薪”视为“大学生薪资成长”或“青年劳动处境的改善”恐怕是有违现实、更没有青年会买单。因为这历史新高的起薪数额，相对于物价和经济成长，它恰好反映的是近20年来，大学生薪资的停滞与落后。
2017年的大学生起薪是新台币28,446元，单从数字来看，它不只是创六年新高，更是自1999年劳动部开始调查大学生起薪以来的“历史新高点”。不过，从劳动部这次没有主动提供的数据来检视近18来的大学毕业生起薪，不难看出薪资成长的实况。
根据劳动部的调查报告，大学生起薪在2000年时就已经达新台币28,016元，接着有长达14年（2001年至2014年）的时间，大学生的起薪都是较2000年的薪资水平倒退、下滑，直到2015年才又回到“28K”水平。
而单从薪资名目的涨幅来看，相较于2000年的新台币28,016元，在长达17年的时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实际上只有多了新台币430元，涨幅仅1.53%。但如此的“薪资成长”，相较于青年日益沉重的教育及生活负担，无疑只是杯水车薪。
大学毕业生的薪资成长，相较于沉重的教育及生活负担，无疑只是杯水车薪
因为只要考虑民生物价、平均消费支出，以及教育费用的成本，就能看出台湾青年所承受的经济压力有多么沉重。以一名就读私立大学，并申请四年学贷的大学毕业生为例，毕业后有长达8年的时间，每个月至少得从薪资扣除约新台币5,400元的就学贷款费用，等于其每月可支配的薪资所得只剩23K左右。但2000年至2017年，台湾的物价指数就成长就高达18％，且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2016年的统计，各县市平均的“每月消费支出”约是新台币21,086元，在台北市更是高达新台币28,476元。
换言之，所谓“创新高”的薪资水平，对多数青年而言，几乎只能支应每月的基本生活开销，根本难以进行储蓄或计划未来，甚至无法在台北市这样的都会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进一步去检视自90年代以来台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分配情形，受雇人员报酬占GDP比重一路下滑了7.1%，而企业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却持续攀升了4.8%，两者所呈现的明显剪刀叉趋势，更突显了这创新高的大学毕业生起薪，是大幅落后于台湾的经济成长，并清楚指出了台湾青年或全体劳工低薪的根本原因，正来自于经济成长果实的分配不均。
就在劳动部公布大学毕业生起薪“创新高”的前一天，也是各大学送出学费调整申请的最后一天。2018年全台有16所大学申请调涨，而教育部所公布的申请调幅是2.5%至3.75%，同样也是“创新高”。
这次学费调涨若通过，以私立学校学生来说，其每年学费最高将多出约新台币3,750元的学费（以私立学校一年约10万元计算），对照大学毕业生起薪17年才调升新台币430元，不难想象学费若调涨将如何恶化当前青年的低薪困境。民进党政府如果有意改善青年的低薪处境，就政策面而言，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透过税收重分配，实质地来降低青年的就学负担（提高政府补助，降低甚至免除学费），让青年的薪资能够实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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