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应该对中共十九大后，两则西媒杂志的封面记忆犹新：一则是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中英双语的“中国赢了”的封面，这样的双语呈现是该刊物首次尝试，相关文章标题锁定“中国经济如何势将赢得未来”；一则是德国《明镜》周刊封面罕见无配图，只有“xinglai！”赫然两个红底黄字，意在重拾拿破仑两百年前的那句感叹：“中国是一直沉睡的狮子，一旦觉醒，将会震惊世界。”
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聚焦甚至锁定中国，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以中国为方法”来理解中国改革。令很多人不解的是，中国何以能一边集中国家权力维持一党执政，一边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进而更好地保障民众权利？又如何在如此巨大的试验场中，避免了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日前记者专访了曾两度担任“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讲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由他来解开“中国密码”。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体现着中国式民主。图为2018年5月14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主席会议暨主席会议第一次集体学习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图源：新华社）
记者：有了这样的逻辑起点，中国改革在全面铺开后，有哪些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又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导向了40年后这样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
房宁：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中国在过去40年逐步发现和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发展路径，并成功地将中国引向了工业化、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可以概括为四项主要的经验，它们也是1979年确定的改革策略与路径所包含的制度变迁逻辑的历史展开。
首先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把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
中国改革在实践中的具体内容首先表现在改变计划经济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做法，给人民以自由与权利。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在于，以制度形式建立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并进一步形成经济活动预期，激励民众从事生产和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经验。
中国改革在广泛保障人民权利的同时，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功能，这就是中国政治制度与体制具有集中资源的功能，包括调控市场经济行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协调区域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保护权利和集中力量的双重功能。
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会产生两种社会激励机制：一种是分配性参与，通过选举、政党、政治，去改变分配规则、重新洗牌获取社会利益；另一种是生产性激励，促进人们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社会及个人的发展。
记者：如同人们追求利益，也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比较个人的，也就是通过经济的手段，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经营、生产、科研活动去获得利益，改变身份，获取财富。而同时，人们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也可以集体行动，通过政党活动、选举和政治斗争，去改变分配规则，进而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去实现利益。
房宁：没错。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具有权利保障的功能，但同时开放竞争性选举，扩大了社会分歧，造成政党、利益集团相互排斥、攻讦的"否决政治"的困境。在富裕稳定的西方国家，这些弊端还能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而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以及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发展中国家，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表现得尤为突出，以竞争性选举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许多发展中国家“一选就乱”，导致了频繁的政治冲突，有的使社会陷入长期动荡。实践表明，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存在着重大的内在缺陷，尤其不适于广大发展中国家。
记者：所以，与西方竞争性选举不同的是，中国是以协商民主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和重点。习近平2014年在政协65周年会议上也明确提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
房宁：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大经验。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国际环境，也考虑到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共“十八大”将协商民主确定为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和重点。
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的一大特点正是以协商民主作为实施和发展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中国的协商民主是覆盖社会各个阶层，运行于政党、国家、社会、公民各个层面的民主治理体系。中国在工业化阶段重点发展协商民主的主要价值在于：
其一，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扩大社会共识。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形式由于具有强化社会分歧和“赢家通吃”效应，容易造成利益排斥。这也是当下西方民主引发质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协商民主的本质是寻求社会利益的交集和最大“公约数”，照顾各方利益，促进妥协和共同利益形成。
其二，有利于提高民主质量。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多数决定的民主机制不是对立的，协商民主可以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在交流讨论中取长补短，避免片面性，尽可能趋于一致，也有助于把“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统一起来。
其三，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前提是公开竞争与辩论，缺点是把分歧与矛盾公开化，使具体问题抽象化、原则化，形成价值对立和道德评判，提高了达成妥协与共识的成本。而协商民主是求同存异，一般情况下回避尖锐矛盾，不公开分歧，有利于达成妥协和共识，降低达成妥协的交易成本。
记者：但不得不承认，比照选举式民主，中国的协商民主被诟病的地方在于，并没有充分地保障人民权利，少部分人的意志决定了多数人的意愿。虽然习近平也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
房宁：西方世界的权利观，或认为权利是先验、与生俱来的，即所谓“天赋人权”；或认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法定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西方自身政治发展的经验证明，权利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过程，宪法和法律的确立仅仅是权利的起点，而非终点，宪法和法律本身就是一部权利实现的历史。
以美国为例，美国以奉行和倡导自由平等精神立国，但在美国宪法中却保留了奴隶制。在美国建国八十多年之后，美国才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层面否定了奴隶制。而美国宪法确认的公民平等原则全面转化为各个联邦主体即美国各州的法律，已经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这意味着美国的宪法原则落实为法律耗费了上百年的时间。而当今世界上，许多照搬西方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遭遇了“民主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权利的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从未把权利神圣化、绝对化，从未以先验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人民权利问题。权利是伴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增长的，而非与生俱来或单纯靠政治斗争争取来的。人民权利需要宪法和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但法定权利从文本到实现是一个实践过程。权利是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
邓小平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权利观，其根本之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不断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来为人民权利的发展创造条件，逐步地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权利。这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人民权利意识不断上升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经验之一。权利保障的进步首先体现在司法保障方面，其次是逐步完善利益协商、利益保障、诉求表达、矛盾处理等机制。
记者：你提到了“把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将协商民主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和重点”以及“逐步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权利”，除了这三大经验之外，还有一大经验是什么？
房宁：最后便是如何推动的问题。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中国采取了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策略。政治体制改革是浩繁的社会工程。在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应预先准备和计划，然后付诸实行。但“顶层设计”需要在同一领域足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理论，而在社会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实践对象的重复性低，又不能像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那样人为制造相似环境进行实验，所需要的条件往往难以满足。法国大革命后《人权法案》、美国独立建国后创制的宪政体制、新中国一系列政治制度等，都是重要的“顶层设计”，但都产生于新旧制度更替的革命年代。而改革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变动与完善，必须面对既有制度、既定格局等因素，其被束缚于客观的规定性之中。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根据自身实践和长期探索形成了推进政治发展的三大策略：
一是“问题推动”。从现实问题出发，在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选择突破口，这实为明智之举。解决了现实问题，证明某些做法的正确并取得了初步成功。积小胜为大胜，可以减少主观认识局限和判断失误所带来的风险。
二是“试点推进”。试点是用实践检验政策和理论的方法，可以给人们纠正错误的机会，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最忌“一揽子”方案，一旦失误，满盘皆输。经过试点就不会有大错，即便出现设计错误，甚至改革的失败，也可以把风险和损失控制在试点范围内，从而避免更大的全局性、颠覆性错误。
三是“统筹兼顾”。政治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建设的局部成功未必具有很大的价值，有些政治建设与改革可以带来某一方面的效益，但却可能在其他领域引发新问题。因此，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重在评估其整体效应。通过不断的局部实验与试点，可以观察和评估其整体效果，最终形成全局性的稳妥的解决方案，建成相对成熟、完善的政治制度。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问题推动”、“试点推进”和“统筹兼顾”，这三大策略保证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平稳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对比西方历史上以及发展中国家在现实中因工业化而遭受的灾难性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堪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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