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花莲县某私立身心障碍收容中心爆发性侵疑云，38岁的吴姓护理师在2018年4月协助院生洗澡时，院生向她倾诉曾遭任职行政组长的张姓男子抚摸胸部及下体，并受张男及中心威胁不准举发，否则会将她们赶出收容中心。
校园内师生性侵案件引起关注，但弱势身心障碍学生受害却是有口难言（图源：VCG）
吴姓护理师录下受害院生的口供后，交由社会处及警察局妇幼队进行侦办，查出在2013至2016年间，共有4名院生曾遭张男性骚扰及性侵，张男虽矢口否认犯行，但仍被社会处停职，并交由警方函送地检署侦办。
类似的事件，也曾于2009年至2011年间在台南启聪学校被揭发，不同的是，台南的性侵事件是发生在学生与学生之间，在这所学生共300人左右的学校，发生了100多起的性侵害案，而共通点是，校方或行政人员显然都早已知情，但都选择知情不报。
在启聪学校性侵案件刚爆发时，受害的女学生向学校申诉遭到学弟性侵，校长得知后并未进行调查及处理，而是拨电话给受害女学生的母亲，要求她将受害女学生嫁给实施性侵的学弟。该名受害女学生之后仍不断遭到性侵，宿舍、教室、厕所都是她被侵害的地点，甚至有同学邀学弟在校车上对她集体性侵。校车上的随车老师及管理员都看在眼里，但不知道是把这当成学生间的打闹，或是不愿惹祸上身，就算受害女学生多次向老师写纸条求救，仍没有人在过程中站出来阻止或伸出援手。而原本以为的单一事件，却在打国赔官司的过程中陆续遭到披露，性侵的案件如河出伏流般一件件被揭发，才让人惊觉原来这“不能说的秘密”，一直被埋藏在阳光照不到的深处。
不论在学校或是收容机构，身心障碍者在遭遇性侵案件时都面临非常艰难的处境，首先是本身智能或是表达能力的缺陷，造成他们无法清楚传达可能正遭受的危害，且身心障碍的家庭通常位处弱势或是社会底层，有些当事人甚至没有原生家庭，当事人会担忧一旦揭露实情可能造成他无处可去、无家可归的窘境。而当如此弱势的一方面对到校方、老师等明显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时，被害人常在无法判断或抵抗的情况下屈就于加害人。而更令人无奈的是，就算被害人曾将自身处境告知相关人员，却常被以“是妳自己行为不检点”、“妳要检讨为甚么别人会这样对妳”等方式响应，受害人遭受贬低式指责后，不再认为在这种权力关系下会有人相信自己受害，只能选择沉默。
整起事件中，校方的态度从未以学生的角度出发，而不断的烟灭相关证据、扭曲受害学生发言、相互隐匿事实等方式处理，甚至以“小孩间的玩乐行为”试图合理化整个性侵风波，也有教职员以匿名的方式表示在校车上看过性侵的事件，他想通报，但别的同事跟他说这只是小事，要他不要写在记录簿，也不要到处乱说，大家继续蒙着眼就当看不见，皇城内依旧一片和谐，无人愿意聆听那些在暗夜的低鸣。
这次花莲发生的性侵案同样面临一样的问题，吴姓护理师在得知后立即通知董事长及社工主任，不仅没有下文，其他老师虽然知情也不愿作证，该收容中心主任吴静怡除了坚称自己不知情外，还对外表示张男平时工作用心，与院生互动良好，而将该次事件定调为“离职员工的报复行为”。管理阶层一方面自称“不知情”，一方面又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认定是单纯的“挟怨报复”，或许“隐匿不报、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见死不救”，真的是身障者在这封闭护短的体制内最真实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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