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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的跟随与异化的引领

一周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达成了“停火协议”,作为让步中国把进口整车的关税降低到了15%,并且把进口汽车零部件的关税降低到6%。然而,没过几天特朗普就威胁对外国的进口汽车进行232调查,知情人士认为美国有可能把进口汽车的关税从WTO条约规定的2.5%猛增到25%。目前,美国进口汽车的市场份额是23.5%,大幅度提高关税将给主要进口国的汽车行业造成很大冲击。

在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其中第232条款给予总统权力对那些威胁到国家安全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不久前,特朗普总统对钢和铝征收关税也是根据这一法案的授权。如果说钢铝和汽车的进口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让人觉得有些过于牵强。不过,制造业的大量流失对美国的国防工业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例如,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始建于2005年,花了12年时间进行建造和测试,在2017年终于交付海军,耗资高达129亿美元。然而,海军在试用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其维修费用还要追加很多。相比之下,中国的首艘国产航母在没有任何建造经验的情况下只用了四年就完工了。虽然这两艘航母在排水量和技术复杂度上有不少差距,但是在费用和效率上的对比让美国人感到了潜在的威胁。

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中国走的是外向型发展的道路,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了一个供货商的角色。由于当初中国的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的制造业是跟随发达国家的标准来发展起来的。如今,这种格局正在发生改变,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提高,“内需”的重要性正在逐渐超越“外需”,经济模式也从出口导向逐渐向“内外兼修”的方向转变。像汽车这种行业,中国的出口很弱,而进口却很强。在这种行业中国应该充分发挥“甲方优势”,通过制定先进的产品技术标准的方式来遏制国外厂商的倾销。

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大约有125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而更多的人因此而终身残疾,其中中国人的数字就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因此,中国在汽车的安全性方面应该建立领先于世界的技术标准。尽管迎面相撞的事故十分惨烈,但是其发生的几率很低,绝大多数交通事故是追尾,其次是换道时的疏忽造成的剐蹭。解决和避免追尾事故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是给后方的司机提供更明确的信号,其二是通过汽车之间的信息交流而采取的自动刹车。

现在市场上的汽车在刹车时尾灯仅仅亮起红灯,位于其后方的司机根本无法据此来判断眼前的车辆是在减速还是急刹车。早期的汽车尾灯都是由白炽灯和带颜色的塑料封壳组成的,因此其提供的信息量十分有限。如今的车灯都是由LED做的,因此可以展现各种颜色,而且在闪烁的工作条件下不会严重影响其使用寿命。因此,中国可以创立一种新的刹车灯的行业标准。如今加速度传感器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因此在车里安装的这类传感器能够快速而准确地感知车的加速度。在加速度值很小的减速情况下(la|<><><0.5g),车尾可以亮起橘黄色的灯,这与传统的红灯比较接近,而且在雾天的穿透性能比较好。在急刹车的情况下(|a|>0.5g),车尾的蓝灯和橘黄灯交替闪烁,而且闪烁的频率与加速度正相关。这样,后方的司机可以根据前车尾灯的信息来清楚地判断出其加速度,然后采取必要的措施。

很多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司机的疏忽,很多人开车时接电话或者查看和回复短信和微信。因此,新的汽车标准应该包括自动刹车系统。如今很多汽车都开始装备这类系统,但是缺乏车辆之间的信息交流。例如,在刹车的状态下,汽车应该向后方发射一束调制的微波信号,里面包含了其速度和加速度信息。为了防止对其他车辆造成干扰,可以将波束设计得很窄,而且信号强度比较弱。后方的车辆在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根据当时的加速度、各自的车速和两车之间的距离这三个参数就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在紧急情况下自动启动刹车系统,否则可以发出声音提醒司机关注。

除了作为交通工具以外,汽车还可以有信息交流平台的作用。与手机相比,汽车天线的性能优越很多,而且发射功率也可以至少高出一个数量级。因此,在汽车智能化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国外的一些汽车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类似的功能,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推出的OnStar系统。借助5G通讯技术的浪潮,中国可以在此领域制定出自己的行业标准。在汽车的前后都应该安装摄像头,在行驶中定期或不定期地把前后方的照片以及车速和加速度发往云端。例如,在车辆稀少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或遇到拥堵的情况下,发送信息的频率就可以降低。与之相反,在城市中的车流中行驶时,周围的环境变化多端,此时发送信息的频率就可以提高。

根据存储空间的要求,在云端可以保留最近若干小时的行车记录。当人工智能系统发现了某些异常现象时,例如超速驾驶和撞车事故等,就可以将其信息存入永久的存储器来保留证据。有了这样的大数据系统,超速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因为所有超速驾驶的信息都记录在案。此外,当车上的加速度传感器探测到极端情况时,数据采集的密度就会大幅度增加,这样就可以把事故发生的全过程记录下来,从而使事故调查变得十分方便可靠。前不久发生了空姐遇害事件,使人们对网约车的安全产生了担心。借助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将来每辆车的行踪都可以进行实时跟踪。在出租车或网约车上可以安装特殊的软件,乘客上车前就可以通过手机将目的地输入汽车的信息系统,并且发往云端。在途中一旦发现汽车偏离了目的地,就会向公安机关自动报警,这样的系统可以有效地确保乘客的人身安全。与此同时,也可以有效地防止出租车司机为赚钱而绕道开车的漏洞。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对自动驾驶的狂热,各个汽车厂家和运营商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场热潮。其实,人类不要轻视自己的大脑,尽管我们在数值计算和很多信息处理方面比不过计算机。当AlphaGo战胜了李世石的时候,人们似乎感觉到了AI的威胁尽在咫尺。不过,这场对弈背后的情况却很耐人寻味,人脑只消耗20瓦左右的功率,而运行AlphaGo的超级计算机却要消耗十万瓦以上的功率。尽管人类在棋盘上输了,可是如果进行性价比的对比,人脑还是远胜于电脑。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进化过程中人脑并不是用于做计算和下棋的,而大脑新皮层(neocortex)的主要功能是用于处理感官信息和进行相应的反应。说得直白一些,也就是感知危险和机遇并且马上采取行动。因此,在处理纷繁复杂的驾驶场景信息的过程中,人脑的可靠性和经济性是远胜于电脑的,而且没有被黑客劫持的危险。所以,如果在辅助驾驶技术方面上多一些投入,远比在自动驾驶方面砸钱更有效益。

在跟随了发达国家四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往往不敢标新立异。因此,一个疑问必然浮现在很多人的脑海中: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没有率先采用这些技术标准?其原因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汽车厂商因自身利益而进行阻挠,其二是西方国家社会制度的限制。首先,采用这些新技术会推高生产成本,从而导致汽车销量的下降。其次,如果采用了新的行业标准并且开始强制执行,那么以前生产的那些车辆怎么办?当然,可以对其进行技术改造,但是老百姓肯定不愿意买单,因此也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国由于拥有集权体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系统规划。例如,这些新的行业标准可以率先在一线城市内实行,两三年以后推广至二线城市,依此类推,十年以后就可以推广到全国,那时没有安装这些智能系统的旧车已经基本上报废了。在实施的过程中,旧车的交易市场会变得十分活跃,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人们可以廉价买到从大城市中淘汰下来的优质二手汽,这也可以起到一些扶贫的效果。与此同时,大城市的租车业也可以得到长足发展,由于停车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大城市的居民将来出游主要以租车为主。那时,城市的街道两旁就不会停满了私家车,因此城市的交通状况可以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在国人的印象中,西方国家在各方面都应该是领先的,其实并非如此。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中美国每年的火车事故都在一万一千起以上,其中不乏列车出轨和相撞这类严重事故,每年造成八千多人受伤和七百多人死亡。在如今这个自动控制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美国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故?其主要原因是行业内对新技术的抵制。例如,很多列车出轨事故都是在弯道超速运行所造成的,而依靠GPS系统列车在进入弯道之前完全可以自动减速。但是,铁路行业协会对这项技术的采纳一再采取拖延战术,游说国会议员来延迟其实施的时间表。俗话说:“民主无主”,因此各个行业都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操纵国会的立法过程。

此外,国内的朋友到美国来自驾游,一定对十字路口附件的“停车牌”(STOP Sign)感到十分迷惑。这种交通标志只有一种模样,那就是对称的八边形。然而,十字路口却有两种模式:如果交叉的两条路旗鼓相当,则在四个路口都有“停车牌”;如果一条车多的主路与一条车少的道路交叉,则主路上没有“停车牌”,车辆可以不减速地通过十字路口。一旦混淆了这两种路况,就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当地人对道路十分熟悉,因此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可是外地来的游客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设计两种不同几何图案的“停车牌”:对称的十字路口可以沿用八边形,而不对称的路口可以采用矩形或菱形。如此简单的解决方案却从来没有通过立法而得到实施,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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