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没塑料吸管，怎么喝珍奶？”成了台湾社会热议话题。由于台湾环保署即将推动的限塑政策，预计自2019年7月起将先从连锁快餐店、百货、学校开始在内用场合，禁用塑料吸管，在2030年时全面禁用一次性的塑料吸管。
虽说该政策本身就具争议性，但引发轩然大波的起点，则是始于台环保署官员，以及民意代表的荒唐言论。首先是当媒体询问环保署官员如果不能使用吸管如何喝珍珠奶茶时，官员回答“可以用汤匙喝”之后；接着是，民进党籍不分区立委林静仪在脸书贴文，反过来质疑民众“用汤匙喝珍奶很离谱？”，并强调自己都会随身携带金属吸管，但贴文发布后，林静仪很快就遭民众贴出他过去在各大场合使用塑料吸管的照片予以嘲讽。
民众对于限塑政策的质疑与嘲讽，不见得是民众对于环保的否定，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对官员、民意代表“何不食肉糜”、“言行不一”的不满，以及对执政者的不信任。
在舆论的质疑和反弹下，包括总统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常委会中也表示“（珍珠奶茶）不用吸管是要用什么？”，并承认“政策有未成熟之处”，认为环保署应对民众说明清楚。立委林静仪后来也转向指责环保署，没有让民众清楚明白限塑的时程表。
然而，有关限塑政策的讨论重点，既不在于是否说清楚，政府并非现在就要全面禁用塑料吸管，也不在于消费选择上，该选择什么材质的吸管好。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在于这种过分强调透过个人消费习惯的改变，来保护环境及拯救海龟的环保观。
相对于禁用塑料吸管，让民众能够减少外带、快餐需求的缩短工时政策或许更加奏效（图源：VCG）
因为这把关乎政治、经济的社会科学问题，简化为只是个人生活型态的选择问题。但忽略社会情境和结构因素的个人主义式解决方案，除了难以获取社会的支持，更无实质改善问题的可能。
这样不成比例地把环保的责任或污染来源指向民众，而忽视真正的污染大户，一直是许多环保政策或论述的一大问题。例如政府不是去规范、要求高污染、高排碳量的企业，承担起长期被外部化的环境成本，却把矛头指向民众日常使用的吸管，或是为护航燃煤电厂的兴建，而直指污染的最大来源不是燃煤，是民众骑乘机车所排放的废气。
如果不面对到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环境成本的外部化下，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浪费和污染的体系问题，个人消费的解决方案，往往只是让“绿色消费”，沦为心灵慰藉的“环保赎罪券”，让人们以为完成绿色消费，就能够解决环保问题，或成为少数人用以区隔他人，标榜自身品味的“认同商品”，而结果很可能只是制造更多的污染。
拒绝以个人消费方式来实践环保，强调问题的根结是关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而不应把环保问题个人化或泛道德化看待，并非是要免除个人对于环境或污染的关联和责任。相反的，唯有当公众能够把目光和行动，共同放置于社会层次的变革，才能有效的改善、解决问题。有人可能会问到“体系式的解决方案会是什么？”，这并非是个简单的问题，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必须直面以资本利益至上，忽视环境成本的政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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