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那些我们憎恨的思想以自由

芝加哥郊外有个小镇叫斯科基，居民祇有六万多人，其中多数是犹太人，许多人更是纳粹大屠杀的倖存者。

一九七七年，这个原本宁静的小镇却笼罩在一场风暴中：新纳粹主义的美国国社党，宣告要在斯科基举办一场游行，游行者并将佩戴纳粹的标志。

斯科基居民为此群情愤怒，他们上街头示威抗议，市政厅也颁布法令，禁止一切煽动仇恨的标志与服饰的散播，同时向法院声请禁制令，禁止新纳粹党的游行。官司从州法院打到联邦法院，联邦法院最后判决斯科基颁布的禁令违宪；但国社党虽赢了官司，却取消了游行，风暴始告平息。

斯科基与国社党这场官司，虽是美国言论自由史上重要判例，但如果这场官司在欧洲发生，结果将完全不同。

欧洲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认定，否认纳粹大屠杀是犯罪行为，在德国，任何有关象徵纳粹标志的展示更被视为重罪。欧洲有学者甚至举《我的奋斗》一书为例：希特勒的大屠杀意图其实在这本书中早已暴露无遗，如果当初就将他绳之以法，又何来日后他将言论化为行动，造成人类悲剧的发生？

连邻近美国的加拿大最高法院也认定，即使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但否认大屠杀的人应被起诉判刑。唯独美国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否认大屠杀者的言论自由权利；联邦法院判决斯科基禁令违宪，便是由此而来。

美国司法对「仇恨言论」、「挑衅言论」、「不雅言论」或「令人不快言论」，一向主张内容中立，反对政府管制，除非言论有明显而立即的真实威胁，否则一律受到宪法保护。

一九八○年代，美国有些大学鑑于歧视少数族裔的种族仇恨言论蔓延，特别在校规中增列言论规范，禁止此类言论，违者将以校规论处。到九○年代，许多大学更将仇恨言论的范围，扩及到性别、肤色、宗教、性倾向、语言、政治信仰、年龄、爱滋带原者等等。

也就是说，虽然美国司法对不具真实威胁的仇恨言论採取保护原则，但大学校园却反其道而行，纷纷以校规列举了许多不受保护的言论类型加以禁止；司法与社会现实对仇恨言论的危害认知，似乎出现了极大落差。

然而，即使大学的反仇恨言论运动风起云涌，但联邦法院对几所知名大学，例如史丹佛与密西根大学校规中的反仇恨言论规范，仍然判决违宪，理由是：像黑人这类少数族裔学生，虽然常是仇恨言论的受害者，但若以校规明令禁止这类言论，却很容易就沦为政治正确批评者的攻击箭靶。

其实，美国大学禁止仇恨言论的作为，乃是法界「批判种族论者」挑战司法主流意见的行动实践；他们不满法院对仇恨言论诉讼的判决，一向依据「言论自由」与「政府管制」间的「非此即彼」关係去权衡，忽略了「种族平等」与「言论自由」间「既彼又此」的关係，其实才是仇恨言论判决应有的裁决依据。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仇恨言论有增无减；黑人入主白宫后，仇恨言论更有了新的标的；法律到底该不该管制仇恨言论？可以管制到什麽程度？古老的争论又有了新的素材。写过《国会不得立法》的知名宪法学者安东尼路易斯，去年即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虽是《给那些我们憎恨的思想以自由》（美国已故大法官赫姆斯的名言），但他仍举一九九四年卢安达大屠杀的例子，表达了他的困惑。

当时掌权的胡图族曾透过广播，呼吁屠杀图西族，结果造成了五十多万人死亡；图西族掌权后，为避免悲剧重演，下令禁止任何人或政党以挑拨种族为名进行分裂。

路易斯虽然一向相信对抗「邪恶言论」最有效的方法是「更多更好的言论」，但卢安达的例子却也让他怀疑：「我们这些从未遭逢这种悲剧的美国人，难道要告诉卢安达人说，你们限制言论自由是错的吗？」

台湾对仇恨言论该如何看待处理？是美国的司法模式？批判种族论者模式？还是欧洲模式？不管选择哪一种，路易斯这本新书都该找来一读再读；最起码该仔细玩味一下这本新书书名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时报前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