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钱争权也争理 两岸民间追权有异有同

2018年6月16日，中国大陆安徽省宿松县的教师，在县政府办公大楼内静坐抗议，要求县府对当地公教人员不得有差别待遇，应尽快发放3万余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6美元）的考绩奖金。

早先，安徽省六安市5月也有类似的维权行动，当时教师不但遭警方粗暴对待、甚至还被殴打。

安徽省六安日前爆发教师维权事件，参与教师不但被警方殴打亦有人遭逮捕 （图源：@人淡如菊xdb）

长期以来，两岸社会都存在着群体性的抗争事件。

不过，中国大陆因为“维稳”的关系，已数年未曾公布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统计数字，大陆内部主流媒体，也很少报道相关案例。

目前外界所了解、知道的案例，多是透过网络传递的方式散播，虽然这些流传出来的事件，“真实性”经常受到外界质疑，但不可否认的，中国大陆确实存在许多群体性事件。

大陆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除了上述这样一种为了自身利益在挣钱的例子外，包括环保抗议活动（例如2012年“启东市反对排污项目事件”、2012年“什邡市反对钼铜项目事件”等）、争取民族权益的2009年“藏区连环自焚事件”、为了土地私人权益的2013年“浪波村土地维权事件”、争取铁路路权的2015年“邻水铁路事件”、2016年同样为了讨薪的黑龙江“双鸭山事件”等。

各式各样的群体性事件，包括了征用农地的问题、积欠工资的问题、特定族群权益问题、房屋拆迁问题、以及近来备受外界讨论与关注的贪腐与官员素质低落的问题。

其实，从已披露与外界已有认识的大部分群体性事件来说，大多是用“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透过让利、利益交换、协商协调等机制，事情就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

然而，针对贪腐与官员素质低落的问题，就不是付赔偿金、补足欠款等方式可以弥补。加以中共当局自习近平上台后强力打贪防腐，对于基层政府单位长期累积的陈年病、潜规则、腐败等，甚至会利用基层民众的力量，挑起人民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中央政府即可正大光明的介入并将事情导向所欲之方向，解决地方贪腐的长期弊病。相较于中国大陆，台湾的群体性事件则更加多元。

政治领域的案例，例如“野百合学运”是要追求废除国民大会、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目标，后来也陆续达成，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较近期的大型群体性事件，就属2014年的“太阳花事件”为人所熟知。

该次事件主要是针对台立法院粗糙通过两岸服贸协议而来，最终使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两岸事务性协商延宕至今。

太阳花学运让两岸服贸相关事务协商中止 （图源：中央社）

再者，台湾还存在在大陆几乎不曾看过的、针对司法改革的“白玫瑰运动”、针对媒体改革的“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反旺中事件”；因劳资之间龃龉而来的“华航空服员抗争事件”、“华隆自救会抗争事件”、“国道收费员抗争事件”、“劳基法修法争议事件”等；还有针对退休军公教年金改革问题的“军公教反污名要尊严九三大游行”、“八百壮士反军改运动”等。

更重要的是，台湾内部少数群体，例如同性恋团体，每年也都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争取该族群的权益、追求性别平等、端正社会长期存在的歧视问题，这些都是在现今的中国大陆难以看到、甚至难以成型的。

其他包括环保运动、人权运动、性别平等运动以及食安运动都是在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群体性事件。没有一个政府会喜欢经常性的群体性事件，这一方面代表社会存在许多问题、也表示政府的统治能力与基础能力有很大的问号。

台湾自蒋经国晚期开始民主改革后，社会风气逐渐开放，因此长期以来受压抑的情绪自1980年代开始爆发，也就出现前述五花八门的群体性事件；相对地，中国大陆由于并非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共产党基本上是一党专政，因此对于任何有可能集结、造成其统治稳定出现疑虑的事件，都极力避免发生、甚至在还未成型前就消灭之，一方面为了社会稳定，二方面也为了统治与其政策的持续发展。

不过，如同前述所言，由于反腐需要，中共中央甚至开始让一些基层与地方政府的摩擦浮出台面，借此进一步解决其所认为的贪腐窠臼。

当然，这是一种为维持其统治顺利、强化共产党统御能力的方式，也因此，现在外人熟知的仍以追求实际利益为主的群体性事件较为常见，而有可能对其造成统治疑虑的少数民族相关案例、特定族群的维权事件、甚至是追求民主改革的声浪，都还未能真正在中国大陆发展。

如何在维稳的同时也能注重民众的权利，是中国大陆势必面对的考验（图源：VCG）

当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后，势必会遭遇到某些台湾已经遭遇到的问题，如何维持社会的稳定、又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让中共的统治能够长久，是中国大陆现在就必须思考的问题，否则当问题来临，将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